人道在何处？

    只要有战争，就有胜败，败的一方就有一部分士兵被胜的一方俘获，成为一伙弱势群体，理应施以人道主义待遇。但实际上与此相反。他们不仅受到举手交枪的精神屈辱，还要遭受皮肉之苦直至被杀，历史上屡见不鲜：在中国秦将白起在长平曾坑赵降卒45万余人，数字惊人。近代以来，国际上已在倡议组织红十字会和订定有关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之类文书的1863年，清代重臣李鸿章却在苏州，背信弃义地杀掉太平军降将和城内数万守军，连以杀人为业的英国人戈登都感到愤怒，而李鸿章则不但未受谴责，反而获得自命为“大儒”的曾国藩和清朝皇帝的褒奖。直到民国，“善待战俘”这一问题始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渐为人所关注。但那些号称文明、人道的西方国家，几乎在战争中都仍存在虐俘、杀俘的非人道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的肆意屠杀犹太人并设立无数集中营虐俘杀俘，折磨被俘者。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种种暴行，更令人发指。苏联刻意制造的对波兰战俘的“卡廷森林惨案”以及近年美伊战争关塔那磨的虐俘、杀俘罪行，虽为世界正直人士所切齿，但是，无数战争狂人仍无视任何组织及公约，肆无忌惮地杀虐俘虏。难道世上竟如此无公理吗？不！从东方给了我一个非常响亮的回应：公理就在中国，人道就在中国。

    不久前收到福建教育出版社林冠珍女士送我的一本书。因为她常送我书，而且多是好书，意料之中一定又是一本耐人阅读的好书。拆开一看，是一本印着名为《中国德奥战俘营》红色条章的图集，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德奥战俘营”史实的图文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凡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多知其事，而专攻历史专业的人可能知道更多的细节，如华工的出国及所受不公正待遇等事，略有所知。但有些史实则可说一无所知，如“中国的德奥战俘营”以及他们所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等事，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是仅知其事，而难道其详。这本《中国德奥战俘营》则是在这方面对我作了知识空白的填充，使我感到人道主义的精神震撼。

    这本书也让我感到惭愧和骄傲，因为它的第一编者李学通是我早年的学生。而今他又以这多年被埋没而获得复活的历史真实来教我，真是“青出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李学通和他的同事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部1919年由俘虏情报局编印的上下两册的照片集，书名是《中华民国八年俘虏起居写真集》，印制相当精美。但据《中国德奥战俘营》的编著者说，除了1987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提到一笔外，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部写真集的历史记录。更足以见这部写真集的图片文献价值。

    《中国德奥战俘营》共编选了有关战俘的照片150余幅，将各地战俘的全部生活内容显现于世人之前。中国自1917年3月14日宣布对德绝交后，即开始收容战俘工作。8月14日上午10时起与德奥处于战争状态后，又按国际通例于9月4日在陆军部下正式设立情报局负责承办有关俘虏的各种事项。而收容所的设立则较早，最早设立的是1914-1918年在黑龙江，也是收容人数年近500人的大收容所。陆军部曾于近畿一带分设收容所，两所一设于海甸之朗润园，以拘禁德国使馆之卫队。绝交后的4月3日即由驻和（荷）使馆武官送交德使馆卫兵30名入所，一设于西苑以拘禁奥俘，于9月14日由和（荷）使交收奥俘官长士兵等138名入所。在京外之南京、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也设收容所，以收容各该省及附近地方之德奥俘虏。截至1919年初遣返前，全国七所共收容1060名官兵。这些战俘在各收容所享受着同样的超人道的优厚待遇，凡居室、养病室、学习文体场所、工厂、办公室、饮食厨房、沐浴室、沙龙酒吧，无不设备完整舒适，如居室多在绿树成荫、荷塘幽香的地方，可供休闲、钓鱼、赏月、凝思，也有音乐演奏，网球、足球比赛等自由活动，更享有通邮和散步的自由。图片是实录，几乎看不出战俘们有一丝无奈的愁容和褴褛的衣着。军官依然佩带原官阶在议事，士兵无一着囚服。也看不出囚与不囚的区别。这是中国德奥战俘营的真面目。

    这些照片可以作为老照片、老资料来收藏，也可以作为图像文献来做佐证，但他终究是一种收藏品，没有触及到历史的深层，学通曾以《无人知晓的德奥战俘》为题，在山东画报社的《老照片》上，略加介绍，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学通是历史专业的科班出身，对于史事具有相当的敏感性。于是邀约几位同事，共攻“中国德奥战俘”这一课题。他们参考了档案和十种重要报刊，钩辑片段，广为搜集，像大姑娘梳理长辫那样，编成一篇滋润、光滑、顺畅的历史长编，分置于《缘起》和各部分之前作弁言，再加上各图片的说明，连贯一起，便成一史著。这些文字，虽然字数不多，但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段重要史事编次条理成文，形成一部“中国德奥战俘营”的简史，为历史填补空白。这就是学通和他同事们的巨大历史贡献。

    《中国德奥战俘营》是中国施行人道主义的实证，可是被湮没了。2006年夏，日本上映了一部名为《战争弥撒曲》的影片，是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德岛板东收容所所长松江丰寿不顾军方反对和刁难，坚持以人道主义对待战俘。战争结束后，战俘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以示感谢。日本以此题材摄制影片，表面上似乎向所长的人道主义表示敬意。实际上是用以掩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华暴行——从遍地杀戮到731活体细菌试验等等罪恶，贴人道主义的金，大肆宣扬。而真正施行人道主义的“中国德奥战俘营”的真相，却长期被湮没无闻，岂非咄咄怪事！难怪《中国德奥战俘营》的编著者慨叹说：“我国在一战中这样自上而下的，整体政策性的战俘优待行为，却长久地被历史尘埃掩盖。”各位影视编演人员，为什么常以缺乏好题材为憾？难道这类题材还不够发掘演绎的吗？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时舒胸中不平之气。某些号称大国的霸者，年年以一副毫无愧色的面孔，批责中国的人权问题。那不妨拿出点自己的历史证据来彰示一下。人们会问：“人道在哪里？”《中国德奥战俘营》能响亮地回答：“在中国！”（《中国德奥战俘营》，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  

    2010年中伏冒暑挥汗写于南开大学邃谷，时为米寿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