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的“致敬”与自称“下官”

　　徐冲认为西晋、刘宋时期，诸侯王下属（国官、府州佐吏或封内长官）及诸侯王之外长官的下属（府州僚佐），“对其非诸侯王之府主仅以‘下官’相称，而非‘臣某’形式”。“在宋文帝即位之前，这种自称形式的变动，已经发展为一种制度了。”徐冲所论也有可补充之处，这主要集中在自称“下官”上。

　　自称“下官”，属官员间的“致敬”方式之一。两汉时，无论是官署内部还是不同官署之间的官吏，在面对其他官吏时并不称“下官”。“下官”自称形式的出现在曹魏时，且首先从地方官僚秩序中展开。曹魏时自称“下官”者，多为太守或刺史等地方大吏，而在中央官员之间，或不称“下官”。太守及刺史在向都督致敬时，已用奉笺即文字书写的方式，表达对上级（都督）的敬意。这相较于东汉时表达致敬的方式，既有变化（如于尚书台场合之下内外官僚的致敬），又有继承（如与名谒有相同处）。各州郡所奉之笺的格式，或有出现自称“下官”的可能。是否称“下官”，与官品制度的创立应有关联。

　　西晋末年至东晋时，非诸侯王场合下的不称“臣某”而称“下官”的形式，已形成了一种制度。至西晋末年，自称“下官”出现向州府僚佐扩展的趋势，并为东晋南朝所承继，成为观察“第二次君臣关系”的重要视角。这种扩展当与州府上佐的品官化及中央官员间不称“下官”有关。从制度逻辑来论，当州佐进入品官序列的数量越多时，则自称“下官”者会越向下层扩张，即对“二重君臣关系”的消解愈发彻底，国家权力也越向地方渗透。

　　（《许昌学院学报》2025年第4期 李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