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赋的“载事”与“载言”

　　扬雄以“事胜辞则优，辞胜事则赋”评判汉赋，指出其以辞掩事的弊端。他以司马相如《大人赋》为例，批评赋欲“讽”反劝，原因有三：一是赋重修辞，词语堆砌，如《洞箫赋》连用三十余连绵词；二是赋多名物铺陈，如《上林赋》罗列数十种果木，眩人耳目；三是赋重仪态描写，如《大人赋》《东都赋》以仪态代礼事，致“辞胜事”。

　　汉赋载事多显于游猎、郊祀、京都题材，如《七发》《子虚赋》详述田猎本事；载言则多见于言志赋，如张衡《思玄赋》抒发议论。模式上，汉赋或先述史事后发议论，如扬雄《河东赋》历述先王事迹以寄讽喻；或先娱戏后奏雅，如《上林赋》极写游猎之盛，终归节俭之论，形成“曲终奏雅”的书写传统。

　　汉赋兴盛与宫廷“献赋”制度相关，赋家为“言语侍从”，其赋旨在陈王言、述王事，以合“礼职”。赋家用经“取词”如扬雄《羽猎赋》引《左传》，“取义”如张衡《思玄赋》借《左传》史事讽谕宦官，皆围绕汉廷礼制建设。东汉后，赋作渐重句法对仗，如刘勰论“言对”“事对”，赋体从宏大叙事转向技巧追求，失却汉赋用经载道的时代精神。

　　汉赋之“载事”与“载言”，既是修辞策略，也是礼制表达。其兴衰折射出汉代文学从经世致用到技艺化的转变，亦见赋体与时代精神的共振与疏离。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许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