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辑论点

　　中外交流史中的“大秦”

　　张子青在2025年第6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说，甘英出使大秦是中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大秦”之义是中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论题。百余年来，中外学术界在对“大秦”的认识上，至今未有定论。“大秦”之“秦”来自汉朝知识精英对胡化汉人的一种专有称呼，与历史上秦人出身华夏却浸染胡风的特征有关；“大”意为“强”；“大秦”即“胡化汉人建立的强国”。虽然将大秦人视为胡化汉人并无真实依据，但这一做法继承了汉朝知识精英以华夷“共同血缘”构建“天下”的思想传统，是一种通过“华夏祖先徙边”的历史书写推进“华夏边缘”的尝试，体现出他们对“天下”更加宏大的思考和构建。

　　论郑樵以“实学”为基础的《诗》学观

　　毛宣国在2025年第4期《中国韵文学刊》上说，南宋著名史学家、诗论家郑樵以对《诗序》的质疑和否定著称于世，但人们论及此，常常忽视了其中所隐含的以“实学”治《诗》的倾向。郑樵以“实学”态度治《诗》，将《诗经》研究导向“多识鸟兽草木名”的名物学方向，同时提出“《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为发兴之本”的“声歌”论，重视《诗》与声，声与兴的关系，对于消解《诗经》学史自汉儒以来的道德化释《诗》的模式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郑樵的“声歌”论以“声”否定“义”，忽视《诗》作为诗的语言特点，因而在后世《诗经》学史上处于晦而不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