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与新诗的发生

    博物学的概念包含着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属性，既囊括了百科全书式的、空间化的博物志，亦有关乎时间的自然演化史。它既浸润近现代科学理性之精神，着重客观的观察、记录、描述和分类，亦闪烁着人文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光芒，涉及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等多个维度。博物学对于新诗的发生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首先，博物学参与塑造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认识观。随着西方自然知识的传入，时人耳濡目染，渐养科学之风。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博物学观念，更对五四一代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论常识，进化论也勾勒出人类种群及社会的演进。文艺的“进化观念”实为进化论之现象诠释，为新诗的诗体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博物学的精神是新诗之“新”的基础。其包含的新的关于“人”的认识，以及对生命“自然”性的尊重都在无形中塑造了新诗的精神内核。例如，胡适的“经验主义诗学”便是在博物学洞照下开出的花：胡适将科学意象写入白话诗中，开拓了白话诗的主题，构成了一种科学的理与自我表达的趣相协奏的风格。

    最后，博物学在文学实践层面上，赋予了新诗以新的形体、风格乃至内蕴。

    概言之，从生物进化论的传入引发的思想启蒙和思辨争鸣，到新诗文体意识在新旧传统洗濯之中逐渐成形，再到新诗内在精神的焕然一新，博物学在“新诗的发生”中起到的作用可谓贯穿其里并葳蕤于表。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王书婷 魏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