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
对河流的态度,决定了南方城市的两种性格。一方面,武汉人称自己为“码头文化”,他们和重庆人一样,说话声音大,因为在码头那样的地方,总是人声鼎沸。码头是一个江湖,讲究力量和信义,码头城市的人,性格也就更加豪爽。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住在大河边的人们,得到了交通的巨大便利,更容易流动,可以到外地发展;而留守的,要防备和对抗每年可能到来的洪水,有着更强的忧患意识——这让码头城市的人们,总是更强悍一些。
成都则是另一种性格。由于李冰在战国时期就通过都江堰管束住了奔流而下的岷江,成都平原虽然河流密布,却很少发生洪涝灾害。成都并不是在都江堰那里发育出来,而是在更靠东的平原上。不管是三星堆、金沙还是后来考古发现的“十二桥遗址”,都证明这个城市起源于平原而不是河边。重庆、武汉在历史上“为河流所决定”,而成都正好相反,它控制了河流,从而让水来滋润城市。但是,这一切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在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作为一个城市才获得了真正稳定的形态。都江堰建成之前,成都平原水患严重。暴雨季节,洪水从川西高原奔腾而下,沿着岷江倾泻而来,都江堰和成都的海拔落差接近300米。可以想见,当洪水到来时,人们一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都江堰工程开始于公元前256年,李冰的“整体思想”是,用一个类似鱼嘴的设计,把岷江分成两条水流,将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分洪减灾,引水灌溉。简单来讲,他要实现的是这样的目的:水多的时候,就通过河网,在整个成都平原化解掉;水少的时候,就把水拦下来,蓄一部分,干旱的时候可以放水灌溉。这样,成都平原300万亩良田,从此旱涝保收,成为“天府之国”。
都江堰采取的是“岁修”制度,每年都要检修,到清明节,这里都会举行放水活动。这是祭祀和纪念,也从水利的角度宣布了一年的开始——天气转暖,很快就要迎来雨季。每年举办活动的日子,就成了节日,但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又有一种时间的意味:只有时刻保持更新,才能让这片土地得以稳固。“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对外地游客来说,都江堰和青城山,可能只是作为一日游的目的地,但这种行程未免显得粗疏。“拜水”不应该是走马观花地在景区走一遍,而是应该边看边想,因为都江堰这一工程,可能蕴含着某种激动人心的“哲学”,甚至都江堰本身就是一种“道”。它的建造过程隐含特别的意义:一个外乡人来到成都,做成如此伟大的事业,从此把成都和中原牢牢连接在一起,使成都成为中国文化的后花园。李冰可以看作是第一个著名的“蓉漂”。在成都的历史中,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应该是李冰、诸葛亮和杜甫,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外乡人。
成都文化的双重性就在这里:由于出川不易,这里自成体系;但是不管是“走出去”的还是“走进来”的,可能都是非凡的人物。外来者来到这里,会带来不同的思维,激活本土文化,成都的包容性就此诞生。而这一包容性的形成基础,是公元前256年那次至关重要的人事任命,它让一个叫李冰的人来到这里。当时,秦国的关中地区由于修建郑国渠,也被称为“天府之国”。历史上有好几个地方都叫“天府之国”,但最终只有成都将这个称号保持到了今天。
(《成都的细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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