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文学史的“对话”

    自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诞生以来，一代又一代文学史家在对沈从文的价值判断中形构出不同的审美场域。他们曾以“文学性”作为主要审美原则，称颂沈从文是浓缩整个民族和数千年历史为心灵哀欢的“巨人”。

    在20世纪80—90年代思想解放与文学价值重估后，文学史家纷纷转向以复调、多元书写和全球化视角形构沈从文的文学史形象，稳定其在文学艺术和思想史上的客观地位。但由作家和文学史构筑的文学关系场，并非一条单向通道，作家与文学史不是简单的记录与陈述关系，而是一种形构与反形构的深层互动。

    沈从文在与文学史“对话”的显与隐中，不断调整反形构自塑的“书写策略”与“自我技术”，从而由小说创作转向旧体诗创作，以及物质文化研究等新领域。这一职业转向，不仅折射出沈从文个人主义与集体良知的一体两面，也揭示了文学场中“象征资本”的迁移过程，同时显现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作家、文学与历史之深层互动关系。

    一方面，沈从文通过自传、散文、书信、诗歌等书写实践，持续思考并介入社会场域，“用人事写成的大书”突破西方现代主义语境里的“孤独自我”意象，完成反形构自塑；另一方面，沈从文通过以湘西为底本的物质文化研究著作，执守从湘西看中国、从中国看中国的本土化阐释路径，重塑“湘西-中国”诗心链，乃至将其熔铸成全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的中华文明生命体，藉此想象一种更加符合人类生命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