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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某担任广西柳州市某咨询公司、某儿童用品销售中心和某文化传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姜女士与该儿童用品销售中心、文化传播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23年2月28日止。
2022年1月9日，上述文化传播公司与姜女士签订课程销售协议，约定公司向姜女士女儿提供60节早教课程，课程费用总额为1万余元，“折扣/附加金额原因”注明“员工福利课”，协议中备注，若产生旷课，姜女士将按照每节课178元支付。2022年至2023年期间，姜女士的女儿共上了123节课。
此后，咨询公司与姜女士产生劳动争议纠纷，请求法院判令姜女士支付课时费2万余元。
姜女士表示“公司给我女儿授课是给员工提供的福利”。公司明确说明只有旷课才要付费。咨询公司审批通过“福利课”申请、出具收款收据、两年内均未停课或催收费等行为，都印证了课时费由公司承担的事实。
咨询公司则向法院提交了员工手册，其中载明，“员工福利课”是正式聘用员工享有以优惠价为其直系亲属购买课程的福利。姜女士申请咨询公司前员工常某、文化传播公司前员工尹某出庭作证。二人均表示与前东家签订劳动合同时，公司承诺员工可享受直系子女早教课程福利，不需付费，他们均未见过员工手册。
法院审理后认为，用人单位制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应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并向劳动者公示后，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咨询公司、姜女士签订的课程销售协议中的“员工福利课”是公司向姜女士免费提供的，公司要求姜女士支付课时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判决驳回咨询公司的诉讼请求。
（《工人日报》11.21 庞慧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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