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歌的迥异之态

    ■孙晓娅

    数千年来，中国女性诗歌经历了上古时代的高地、中古时代的低谷，经过近古的明清直至现代与当代，走过跌宕曲折的创作历程，直至当下，女性诗歌创作日渐繁盛，呈现出纷呈迥异的发展状态。

    与古代女性诗歌及晚清民初女性文学创作不同的是，五四时期，不仅女作家群的崛起富有历史意义，而且从文学内部机制看，中国女性文学由萌生、发展到形成独立的品格，自产生之日起就孕育着现代品质。她们不甘屈服于男权统治，呼唤“女人的权力”，陈衡哲、冰心、陈学昭、石评梅、陆晶清、苏雪林、白薇等一大批女诗人浮出历史的地表。相较此前，五四女诗人不仅体现出迥异于古代女诗人的新视野和新精神，而且从语言范式上和艺术审美品格等方面也完成了转型，只不过这一过程充满了挑战和矛盾。

    作为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女大学生作家的代表，新文学最早的女性拓荒者陈衡哲说过，她们那代人，本想着将命运掌握在手中，却又害怕背离传统。这种矛盾是五四时期大多数女诗人自身经历与精神体验的写照——她们一方面浸染于五四新的时代思潮，即“人的觉醒”，个性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在女性深层意识里又受到传统意识、家庭和亲情等对她们精神与命运的箍制羁绊。体现在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追求光明和自由，表达个性解放等强烈的时代叛逆精神；另一方面又从家庭、亲情、自然中寻觅爱的辉光，在扭结的矛盾中完成了从形式革命到思想革命的转变。

    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女性诗歌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一方面，它延续着五四启蒙话语，另一方面，多元文化生态的促进与女诗人日益自觉强大的创作心理，使30年代女性诗歌臻至前所未有的高峰。

    不过，20世纪3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的高涨与此后的迅速冷却、被遗忘形成鲜明对比。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女诗人本然钟情于“个人化”和“私人化”的诉说方式，与彼时的时代主潮发生冲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终将被边缘化的历史命运。当抗战的硝烟弥散中华大地，出版业昂扬的发展势头骤然跌落，国人的阅读心情改变时，女诗人的创作便失去了生存和阅读的空间。与革命话语相并行的，是20世纪30年代女性诗歌的另一审美维度，即在私语倾诉（或对话）中自觉彰显女性意识。代表诗人有林徽因、陈敬容、王梅痕等。

    林徽因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后期新月派诗风到现代性写作两个探索阶段，自1931年4月第一首新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刊发于《诗刊》第2期，就体现出诗体自觉意识，她一出手即至成熟。如果说冰心的早期诗歌创作有意于面向广大读者，那么林徽因则驻于自我抒怀。林徽因早期诗歌多涉及爱情，捕捉自然和心理片影，长于刻绘现代女性的诸美，自觉躬行新月派的三美艺术主张。其广为流传的《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等诗作中，句式流萤般轻巧，语言唯美清透，结构复沓回环，叠字押韵，翩然明媚。林徽因的诗歌蕴含着典雅优美的古典气息与谪仙低首的空灵美，将女性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经验中的碎片浸润禅意美，柔婉中蕴蓄着宁静与和谐。

    陈敬容是中国新诗史中十分重要而又略被低估的女诗人，她与生秉具桀骜的诗人气质，心性敏感倔强，孤独之感与迷茫之思构成其早期诗作的主流情绪，其30年代诗歌创作主要有两个情感取向：其一是背井离乡之后流落异地的思乡之情，孤独忧郁；其二是理想的无期，对茫茫人生的迷惘，渴望被理解慰藉的少女心态。这一时期的诗作在私人独语空间拟构出潜在的对话者，对话者的非人化、色彩的情感化以及大量无解疑问句式的应用，都体现出诗人的别具匠心。

    陈敬容和郑敏是20世纪4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的标志性诗人，“两叶”（九叶诗人）并进，为诗坛呈奉多首现代诗风浓郁的经典诗作。她们有诸多共性，如才智不凡，具备广博的中西知识背景和现代诗学谱系，不向公众和时代献媚取宠，警醒于现代价值理念和现代审美特征，她们的诗作兼采学院气息、精英化特征和现实关怀。她们跨越了“学院”的藩篱，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与历史反思精神。

    （《诗的女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