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红票背后的故事

    ■孙立天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去罗马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

    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2011年，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部主管大卫·海里威在网上分享了一段他与红票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海里威在牛津一座书库中看到过一张红票，当时只有个库存编号。直到1992年，他去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西印刷文物展的时候，看到展出也有一张红票，其简单历史脉络已被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员整理了出来。海里威回去找到了牛津书库中的那张红票，发现红票背面有很浅的铅笔印记“F.Douce”。这表示红票是古籍收藏家法朗士·戴希捐给牛津的，也就是说其在牛津书库里放了一百多年都没人知道其来历背景。这段发现红票的经历被写出来发到网上，很快收到世界各地的消息。经统计，现在世界各地有18张红票。

    为什么大清皇帝会派洋人做自己的“钦差”出访？这些传教士和康熙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信任？

    康熙和传教士关系密切并不是什么秘闻，当年传教士在寄回欧洲的信中经常炫耀他们和康熙的关系。从中国的政治史角度看，康熙和传教士的关系也很特殊。大部分传教士都没有官衔，却能往来于宫中，侍奉在康熙左右。紫禁城按功能分为内廷和外廷。大臣上朝议事，处理公务都在外廷；内廷算是皇帝的私人领域，是皇帝生活起居与日常办公的地方。让当时朝臣都羡慕的是，传教士被康熙允许出入内廷。以前的研究者大多都认为，传教士能在康熙左右，是因为康熙对西学感兴趣，传教士对他有用处。这种说法颠倒了先后关系。兴趣源自接触，康熙对西方学问的兴趣，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古往今来，能长时间接触到皇帝，先决条件都是信任。所以先后顺序应该是，康熙先有了对传教士的信任，才会有和他们的接触，从而他们才有机会教康熙西方的学术和技术。只有康熙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他才能对西学有兴趣，也才能理解传教士那些学问的用处。

    康熙对传教士的信任，不仅体现在让他们出入紫禁城，派他们去欧洲，甚至连跟俄罗斯的边界谈判这样核心的国家事务，他也派出了两位传教士加入到谈判队伍中。

    在北京的传教士，大多都属于耶稣会。耶稣会1540年成立于欧洲。在环球航海的大背景下，耶稣会立会的一个宗旨就是要把天主教传播到世界各地。该会七大创始人之一圣方济各·沙勿略早在1551年就远渡重洋，来到了广东外面的岛屿，准备找机会进入中国。后来著名的利玛窦神父也是耶稣会传教士，他是在万历年间进入的中国内陆。明清易代之际，在华传教士一样经历了战争的痛苦。对他们来说，朝代更替也是一次机会，一个让他们走进统治阶层权力圈子的机会。传教士从最初见到进京的多尔衮，到后来的顺治皇帝，再经历鳌拜专权，最后走进康熙的世界。在康熙的孩提时代，传教士就在他身边。在康熙跟着翰林们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的同时，传教士在内廷里教他数学等西方学问。传教士后来又一步步地帮助康熙和欧洲建立起了各种联系，同时也让欧洲对这个东方皇帝产生了兴趣。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在饶有兴致地阅读康熙的传记。红票正是中西交流中留下的一页。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