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的前世今生

    琉璃厂位于和平门外，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有“中国博物馆街”的美誉，是北京一条著名的历史文化名街。数百年来，这里集散、保护和流通了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物质载体的聚宝盆。

    辽代，琉璃厂所在地属京东燕夏乡海王村。这里曾坐落着辽金著名的寺院延寿寺，寺院面积巨大，东起五斗斋，在今延寿寺街东北的大耳胡同；西至方壶斋，在今宣武门东南的方壶斋胡同。传说“东有五斗，西有方壶”，曾总揽整个琉璃厂的地域范围。

    当年辽主多次亲临寺院，施斋游玩，还“招宋使观击鞠”。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被金人俘虏，押解到燕京（今北京），宋徽宗被囚禁在延寿寺内。此后，随着朝代的变迁，延寿寺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庙基越来越小。

    元代建都北京，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明永乐四年（1406年）前后，营建北京城，其间需要大量建筑材料，建立琉璃厂，为“五大厂”之一。琉璃厂有东门、西门和后门，分别位于现在的延寿街南口、南北柳巷之间及前门西河沿一带。

    由于琉璃窑厂的规模很大，又有大批工人从事生产，于是便在窑厂周围建立专供工人吃菜的四处菜园，窑厂东侧有东北园、东南园，在厂东门附近；西侧的西北园、西南园在厂西门附近，都以种植蔬菜为主。清初停止烧窑，这四处菜园逐渐成为民居。清末《光绪顺天府志》记述北京外城坊巷时，在琉璃厂旧址周边已经出现了东北园、东南园、西南园和西北园等胡同名。

    1927年，开辟和平门，修建新华街，形成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从东琉璃厂向东，可以沿杨梅竹斜街或炭儿胡同通向繁华的前门大街。

    清康熙年间，朝廷为了皇宫的安全，取消琉璃厂，窑厂迁至门头沟琉璃渠村，“琉璃厂”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由于朝廷鼓励在窑厂附近官地上盖房入住，琉璃厂渐成居民密度较大的街巷胡同。当时窑厂监督汪文柏记曰：“外城是官地，架屋许多人，所以琉璃厂，衡宇如鱼鳞。”

    琉璃厂离皇城较近，一些汉族官员为了上朝方便，开始在这一带建房居住。于是，往日烧制琉璃的窑厂，渐渐成为城南文人聚居之地。清内阁学士韩菼住琉璃厂南韩家潭，著名戏曲家李渔在韩家潭营建“芥子园”。康熙朝“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的王士祯，住琉璃厂东街北面的西太平巷5号。王士祯去世后，为《四库全书》副编撰程晋芳（鱼门）寓所。

    清代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号为竹咤先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罢职，自黄瓦门移居琉璃厂西北的海波寺街顺德会馆居住，其书房名“古藤书屋”，属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桃花扇》作者、清文学家孔尚任，也曾居于此巷之中。明末清初大藏书家孙承泽住琉璃厂西侧的孙公园，今为前孙公园胡同和后孙公园胡同。

    琉璃厂的“厂甸”全称“厂甸春节集市”，是北京特有的“春节文化集市”。厂甸一般从旧历的正月初二营业到正月十六，共15日。和一般集市庙会不同的是，厂甸以经营书籍、字画、古玩文物、纸墨笔砚等为主，因而被称为“文市”。清代的汉族官员，多住在宣武门外，大量外官、举子汇聚在琉璃厂附近，他们对书籍和文化用品的需求，促使这里书业和相关行业兴盛起来。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天下典籍汇聚京城。浙江一带的五柳居、文萃堂等书商，纷纷汇聚到京城。翰林院的大臣们，每天把所校勘的古籍中应考证的内容，详细列出书目，到琉璃厂的书店里去寻找资料。当时，编修们到琉璃厂书店寻检书籍、字画、文物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街景。其后200多年，文人学子来琉璃厂文化街逛书店、购买字画和古董文物等，依然相沿成风，出现了荣宝斋、宝古斋、博古斋、邃雅斋、来熏阁、松筠阁等一批著名的老字号店铺。

    逛琉璃厂文化街淘金、攻读钻研的文化人，从清乾隆以来就不乏学界名人，例如，从纪晓岚、林则徐、王懿荣，到康有为、谭嗣同，再及沈钧儒、朱自清、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罗振玉，著名书画家齐白石、张大千、于右任、陈师曾，还有离我们很近的老舍、邓拓等。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居京的十余年间，去琉璃厂就有480次之多，并详尽记录下到琉璃厂购买的书籍、文物及碑帖。

    琉璃厂还首开北京书店看书风气之先，并影响到北京书业文化的形成与繁衍。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称琉璃厂书摊为“安身立命”之所，正是凭借着琉璃厂的书籍和书商，他们才得安学问之身立学问之命。

    （《北京青年报》8.13 王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