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格物”之眼读诗

    ■扬之水

    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写作，通常是落墨于名家和名篇（包括非名家之名篇），亦即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属于文学之精华的部分；作品的艺术性，也几乎成为评判优劣的唯一标准。但自忖同时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角度，即通过对诗（广义的诗）中之“物”的解读，而触摸到诗人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体验，以揭出“物”在其中所传递的情思与感悟，由此使得一些多半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视野之外，亦即艺术标准之外的作品（包括名家之非名篇），别现一种文心文事乃至诗意的丰沛。

    我以为，咏物诗之物，是普遍之物，抽象之物，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它通常是虚拟的话题，主旨在于藉物咏志，藉物抒情，又或藉物以讽世。我的研究对象虽然包括咏物诗，但主要却不在于这一类“即物达情”者，而是多有纪实成分的唐宋诗歌，关注以“物”的形式现身于诗歌的生活场景或生活细节，它是个别之物，具体之物，相对于前者，这是真实的话题。此所谓“物”，分散开来，是一个一个的点，把散落的点连接起来，便成一线：它应该构成一部生活史细节的文学叙述史。以诗人之“为”，而使物在反复不断的吟咏中被赋予诗性，又或融入哲理和体悟，正所谓“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杜甫《病马》），物因此以这样一种方法被书写，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诗的艺术性，固然文字、格律、节奏、意境、意象等是其要素，然而以“格物”之眼读诗，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呢。

    某些“新生事物”，正是从诗的呼唤中“发扬光大”。由此引出吾人关于物的追索，引出一个个当日的生活细节，进而窥得细节贯穿的情思和诗意的传递。当然这些物都各有不同的意义，或是一种新鲜事物的诞生，或是涉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或是代表着某种观念的转换，由诗人的敏感而发现，而歌咏，而造境，遂于此中寄情言志（比如茶事、香事、家具、文房用具）。依凭现代考古的成就，“真身”消泯于历史烟尘的诗中之“物”或重现于世，我们适可从中寻找流失的情思，填平诗与物之间的疏离。

    历来讨论李贺与李商隐（以下简称“二李”）诗，多半忽略了二李的观“物”之眼，今天我们则有可能部分还原二李诗中的视觉映象，因可见二李以特有的对“物”的敏感，而每每由“物”引发诗思。如李商隐《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新人桥上著春衫，旧主江边侧帽檐。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旧评颇有谓此“亵狎”者，今注亦说它“谑而近亵”，均是针对三、四句而言。注家就此引白居易诗“鹘衔红绶绕身飞”，又陶渊明《闲情赋》“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曰二句从此化出。如白诗所咏，鸟衔绶带为唐代服制纹样之一，《唐会要》卷三十二所谓“观察使以雁衔仪委”（仪委，瑞草也），《新唐书·车服志》“德宗尝赐节度使时服，以雕衔绶带”，但这似乎不是李诗所取物象的直接来源。鸟衔绶带亦为立春节物剪彩花的式样之一。或因风俗广播而鸟衔绶带成为唐代装饰领域里的流行纹样，见于铜镜、织绣、玉器、金银器等等，遂为一向留意“物色”的诗人拈之入诗，而博饮席中人一粲。如果说对诗中之“物”的关注是偏离了诗学的核心，那么由“物”返回诗心，或可算作一种迂回进入。

    二十年前，我曾表述过这样的想法：“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亦即“文”。新的名物考证，应以一种必须具有的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

    （《诗歌名物百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