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里的战略智慧

    ■黄朴民

    在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兵书中，一般人有印象的恐怕也就是《孙子兵法》等寥寥几本。为什么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孙子兵法》？我想，原因不外乎两种。第一个原因是，《孙子兵法》的文字非常优美，汉语中的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排比、对偶等它都用到了。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这就是绝大多数的兵书所讨论的重点，都主要是战术层面上的问题，而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当然也有不少战术层面的内容，但总体而言，它的主体内容是阐发战略原理的。战略乃是宏观的，抽象的，是超越时空的。像“知己知彼”“知天知地”这些理论，是古今中外任何战争要赢取胜利的基本前提。

    《孙子兵法》近六千字，从本质上来看，其所提炼归纳和总结揭示的，就是一种战略之道，作为博大精深的战略文化，全书归根结底，是围绕着回答战略的四个核心命题而逐次展开的。

    第一，“做不做”的命题。做还是不做？这是所有战略之所以得到确立的逻辑起点。许多事应该做，值得做，但是环顾各种条件和资源，审视自己所拥有的力量和能力，发现自己在短时间内难以战胜挑战，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那也只能暂时搁置或无奈放弃，或者做一些策略性的必要调整，从而“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通过间接路线来取得依靠直接路线所不易达成的目的。像周武王伐纣翦商之后，以“小邦周”遽临“大邑商”，这个胜利成果实在太巨大了，一下子无法加以吞噬和消化，有鉴于这个现实，周室于是就按“二王三恪”的礼制，暂时让纣王之子武庚统领殷遗民占有一部分殷地作为一种过渡。这并不是武王、周公等人宅心仁厚，而是基于殷周更替之际政治现实的形格势禁。而武王去世所诱发的武庚与三监叛乱，则在某种意义上为周室从根本上实现战略重心的东移，提供了契机。用《孙子兵法》的话说，这就是所谓的“巧能成事”。

    第二，“何时做”的命题。决定实施战略进攻之后，紧接着而来的，是何时做的问题。过早启动，会导致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成为众矢之的。战国初年，魏国的霸权之所以昙花一现，旋起旋落，就在于魏惠王急于求成，四面出击，导致东西两线受敌，顾此失彼，陷入战略上的困境之中。所以，条件不成熟时只能暗中积蓄力量，耐心等待时机，必须像越王勾践那样，善于做到韬光养晦，收敛锋芒，“时不至，不可强生”。按《孙子兵法》的逻辑，就是要做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第三，“何地做”的命题。这就是战略进攻方向和地点的考量、选择问题，也即战略部署和行动，有一个水土服不服的问题。事物有普遍性但同时又有特殊性，不同的军队，在不同的地域与环境中，其战斗力的发挥与运用，在效率上是截然不同的。故孙子作《地形篇》，阐释战术地理学的要义，又作《九地篇》，论述兵要地理与战略枢纽问题，强调“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春秋后期，吴越战争最终以吴王夫差自杀、吴国覆灭而画上句号，越王勾践笑到了最后，这是与吴国战略主攻方向判断和选择上的错误密切相关的。同样的道理，在赤壁之战中，曹军打败仗乃是必然的。曹操统率的北方将士以骑兵为主体，这在北方平原地区可以纵横驰骋，但是到了赤壁一带，丘陵起伏，河流纵横，曹军不得不舍鞍马而就舟楫，原来的优势荡然无存。曹军之所以在赤壁大败，根本的原因是曹操过早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第四，“由谁做”的命题。孙子无疑是将帅中心论者，在他的心目中，将帅才是军队的灵魂，所谓“夫将者，国之辅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因此，用人、选将问题，是带有战略意义的成功之关键。我们无法设想，倘若没有大将韩信，汉军是否能够顺利开辟北方战场，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将所向无敌的项羽逼入绝境。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是竞争之道，也是战略之道，更是统帅之道，它是战略智慧的结晶，也是作战艺术的荟萃，更是战争谋略的集成。

    （《〈孙子兵法〉与战争谋略》 华夏出版社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