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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4年08月10日 星期六

    细看宋代的每一把椅子

    《 文摘报 》( 2024年08月10日   07 版)

        ■邵晓峰

        在日常起居中,椅子大概是与人们的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家具之一了。椅子的舒适度很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一天的生活质量。

        椅有靠背,除了供人垂足坐,还可供人倚靠,所以早期的椅子也称为“倚子”。椅作为高坐家具的代表,在宋代有了更为成熟的表现,到了南宋,将有靠背的坐具称作椅子的说法逐渐增多。宋代椅子大致可分为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玫瑰椅、宝座等,样式和种类都很丰富。

        在宋代,靠背椅是使用数量最多的椅子。无论是高门大户还是寻常百姓,家家都有一把。靠背椅的造型尽管并不复杂,但宋人将其发展得功能完善、造型多样,结构美与装饰美结合得也较为出色。按照搭脑的形状,宋代的靠背椅可以分为两大类:直搭脑靠背椅与曲搭脑靠背椅。搭脑,是椅子的一个特定部位,顾名思义,就是椅子最上方的横梁,用来支撑脑袋和颈部。古人讲究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正襟危坐是基本礼仪,但长久如此不免腰酸背疼,若后仰时头部和背部能有临时承托,自然更为舒适。从现存绘画和出土实物看,宋代靠背椅的搭脑多为出头式,向两侧伸出很多,与宋代官帽的展翅幞头有一定联系,在形式感上也增加了对比性。

        靠背椅在宋代运用广泛,聪明的人们在其两侧增添了扶手,双手可以放在扶手上歇息,比普通靠背椅有了更好的舒适性。扶手椅的造型通常也比靠背椅复杂,在设计制作时,如何使扶手和椅子其余部分协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一些扶手椅体量甚大、装饰华丽,专供地位高贵者使用,也被称为宝座。在中国传统宝座图像中,《宋太祖像》中赵匡胤所坐的宝座颇具气派。这是一件四出头扶手椅,水平扶手与弓形搭脑的末端均有一圆雕髹金漆的凤头,嘴衔挂珠。座屉与左右两侧的托泥间形成壸门洞,洞下各有一升起的如意云头纹。虽然宝座的前后两面被白色椅披与太祖身体遮挡,但根据足承前面设两个壸门推测,宝座左面与前后托泥之间也可能设置壸门劵口,其下亦有云头。

        宋太祖的宝座形制独特,以方为主,方中带圆,用材已不似隋唐家具那么厚重,体现出一种线条的韵律美,和宋太祖袍服上流畅匀称的线条一同构成了动静、曲直、疏密的相互作用,共同成就了这幅人物画杰作。

        圈椅是一种靠背、扶手形成整体圆弧形的椅子,在唐代基本定型。宋代圈椅装饰上承袭唐、五代风格,搭脑与扶手顺势缓行而下,有的扶手末端再向后反卷,造型已趋于完美。随着椅子坐高的增加,宋代圈椅已经具备经典明式圈椅的大体造型特征,出现了天圆地方的形态,表现出了造型艺术的圆融美,后世被各国欣赏,称其为中国人设计的最完美的椅子。

        宋代文人好雅集,有一种椅子频频出现在雅集场合,说明受到当时文人雅士的喜爱,在这一社会阶层中比较流行。这种椅子叫作玫瑰椅。

        宋代玫瑰椅的特点是“短其倚衡”,意思是指椅背低矮,椅背高度大致相当于普通椅背高度的一半,扶手与靠背等高,以直边方角结构水平相连,座屉较小。玫瑰椅(折背样)几乎将框架式结构精简到了无法再减的程度,构件多细瘦有力,十分凝练,全以结构为主,甚至没有牙头、牙条、牙板的加固与装饰,没有材料与工艺上的浪费,整体审美与当时文人崇尚雅洁简朴之风关系紧密,也与西方现代主义设计中的一些简洁风格不谋而合,体现了“结构也是一种美”的审美特征。

        根据家具名词规范,可折叠的椅子称为交椅,而中国的交椅则由胡床发展演变而来。胡床在整体上由八根木棍组成,坐面为绳连接,张开可坐,合起可提,还能在马背上扎捆携带,适合长期待在马上的游牧民族使用,因此又叫“马扎”。随着胡风东渐,在中原逐渐得到运用。

        宋代的交椅腿做成交叉状,在交叠部位安装枢轴铰链,座屉的横枨之间以绳编就,椅腿张开后,靠背向后倾斜而能保持平衡。此椅体轻,可以折叠,便于携带,适合长途跋涉后的憩息之用;但是它也存在缺陷,由于受力点在腿部的交叉轴心,即使通常对此处进行加固,也不太结实。

        家具在宋式艺术生活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宋代文人来说,拥有一件称心如意的家具就可使生活适意:既可于室中独处,也可三两出行;或流连于山水,或栖息于池阁;或观云卷云舒,或看花开花落。这些是宋画中的常见之景,因此被定格为文人雅趣。其中,坐具之中的交椅往往是一件重要的“道具”。苏东坡路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当地官员与文人设宴隆重招待,散场时,歌伎特意唱了一首东坡好友黄庭坚所作《茶》词:“唯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春草”指茶,是说惟有这杯茶懂得我们留客的心情。苏东坡生性幽默,听完故意开玩笑说:“原来你们留我,就是让我吃草呀?”此语一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东坡当时坐在一把交椅上,歌伎们站于其后,扶着交椅大笑,东坡自重加上歌伎们的着力,使得此椅不堪承受,轰然倒地。诗人杨万里在《诚斋诗话》中这样写道:“诸伎立东坡后,凭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宋式艺术生活》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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