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杜鹏程的忘年交

    不知不觉间，杜鹏程老师辞世已30余年。尽管时间一天天像流水般逝去，然而他的“精”“美”名作仍被读者铭记。作为他的小友，我常想起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秋日下午他在合欢树下为我们演讲的情景，想起他的温厚、淳朴，想起他对人民、对文学的一片深情，以及他给予我的每一句由衷的鼓励。

    作家杜鹏程是陕西韩城人，我的老乡。

    第一次见到杜鹏程正是在韩城。那是20世纪50年代，《保卫延安》出版后的次年，趁着在西安铁路工程局挂职体验生活的机会，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而我那时正在韩城读初中。一个秋阳明丽的下午，杜鹏程来学校作演讲。同学们从教室搬出板凳，围坐在校园里一棵蓊郁的合欢树下。杜鹏程就站在大树下，被同学们环绕着开始了他的演讲。可能是考虑到文学创作之类的话题对孩子们来说过于高深，杜鹏程索性将演讲题目定名为《西游记》。果然，一开讲便引发了大家的兴趣。

    就在此前不久，杜鹏程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和东欧的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所谓的《西游记》，与吴承恩的《西游记》完全不搭界，讲的是他此次出访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所思所想。他说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华沙、布加勒斯特这些大城市，街上行驶的汽车就像河流一样，全凭红绿灯指挥，这对于生活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小县城的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大家完全不像平常听报告或是听课那样正襟危坐、一脸严肃，都悠然地沉浸于对异国风情的遐想中。

    临散场时，同学们争相把小本子递给杜鹏程，请他题字。他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两行字。一行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另一行是：“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是战斗的！”我端详着本子上的字，再打量着这位大作家，不由得想起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与军旅生涯。

    杜鹏程生于一户贫苦农家，他在上完小学后便辍学，到西庄中学做杂役，打零工，后来参加革命到延安，全靠刻苦自学掌握了诸多文化知识。至于《保卫延安》的写作过程，那更是可用一个“拼”字来形容。手稿反复修改了多少遍，誊抄了多少次，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杜鹏程的演讲令我念念不忘，为我打开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自那之后，虽然经年未曾与杜老师谋面，但每当他有新作问世，我必认真拜读。直至1986年我赴西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才又一次与杜鹏程相见。

    在主持人介绍莅会来宾后，他得知我这个年轻的小老乡已评上了研究员，便特意从座位上起身，走过来亲切地搂着我的肩膀，对一旁的胡采和王汶石说：“知道吗，这可是我的小老乡啊！”待学术会议结束，我又专程去看望杜鹏程。我们谈及韩城的历史文化名人，如史学家司马迁、清代名臣王杰，他深情地聊起韩城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庙、城隍庙、南桥、赳赳寨塔以及醇香爽口的风味小吃羊肉饸饹等。临末，当我将新出版的几本书送给杜老时，他看了看书名，说：“好！好！我好好学习。”我说：“不是学习，是批评指正。这也是你当年在我的小本子上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结出来的果实。”他笑了，笑得那么灿烂。

    自此之后，我同杜老虽然晤面不多，却频频通过电话交流。每当我有新作出版，都会寄给他，请他指正、赐教，而他也每每都要通过电话或信件谈他的看法。他在信中写道：“你寄书给我，是给我增添前进的力量。有的人愿意升官，有的人追求发财，我们这些人把写书看作崇高的事业——也可以说，把书看得比生命还宝贵。你寄赠书，使我心里充满欢欣之情。”

    （《光明日报》7.26 艾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