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文学战友们

    父亲叶以群和他的文学战友们，在世纪波澜中，个性鲜活，各领风骚，在文化战线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岁月的长河中，他们是冲浪者、奋进者。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生活过，思想过，行动过，并留下了自己深深的文化印迹。

    重庆张家花园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旧址，父亲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楼里还住着许多作家、导演和演员。说起父亲的那间屋子，作家徐迟形容是天下最忙的编辑部，两张书桌，两个书架，还有一块搁板上都塞满稿件。“这小小的一间房，成了内地最重要的文艺杂志的总编室。印刷所和书店的人，不断进进出出：送稿、送校、送书。……有时，茅盾先生从唐家沱来了，有时，老舍先生从北碚赶来聚会，他们热烈地谈论文艺的路线、刊物的方向。”有时讨论得热烈了，茅盾和老舍就在屋里住一晚。沙汀、徐迟是父亲很好的朋友，有一段日子他们先后在这间屋子里与他共处一室，沙汀在那里写小说，徐迟则成为父亲应急稿件的快枪手。

    廖梦醒的女儿李湄到了耄耋之年，在一本画册上看见父亲的照片，显得特别高兴，即刻对身边的人回忆起在重庆张家花园里的一件往事：有一天妈妈廖梦醒为她煮了一锅面条，烧得时间太久成糊状了，李湄哭闹着不吃。这时叶以群叔叔听到李湄的哭声后，自己又重新煮了一锅，送来给李湄做晚餐……他们的文字中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香港天星码头，父亲和许多前辈在战事平息后都是从那里登船北上，回到他们熟悉的故乡。那时黄永玉才二十三岁，是一个活跃的小伙子。他在《为什么老头儿嚎啕大哭？》一文中回忆道：1948年，他到香港后跟着楼适夷先生在九龙一个名叫荔枝角九华径的小农场做了邻居，慢慢地那里也聚集起不少文化人。“记得茅盾先生、夏衍先生、潘汉年先生、乔冠华先生以及不少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都来九华径玩过。香港有什么会，大家就从九华径出发到九龙市区的加连咸老道叶以群先生那里集合，再过海到香港某个会场去。我觉得神圣而隆重，像儿童跟长辈上戏园子那么开心。”黄永玉用“神圣而隆重”来形容，即刻让我感受到了当年香港文人聚会的盛况。

    父亲离开时我还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等到我成年后，已经无法建立与父亲的交流；不过可以聊以慰藉的是我与父亲同辈的朋友们保持了紧密的接触。我与周扬、陈荒煤、于伶、周而复、叶子铭等前辈通过信，更有机会和他们中的许多位多次见面，促膝谈心。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成年后的性格。从他们身上我看见了曾经与他们并肩前行的父亲的身影。如今回想那些年轻的时光，依然温润清新，弥足珍贵！

    纵观父亲的文学生涯，在所经历的各个时期，他与同时代的文坛巨擘们都曾有过十分紧密的合作。在抗战时期，他参加作家战斗访问团，并抵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他在重庆与老舍共同主持“文协”的工作，协助茅盾编辑抗战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杂志《文艺阵地》。他还是香港文化人大撤退的亲历者；解放战争时期，他独自陪伴郭沫若和孩子从上海撤退去香港避险；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香港执行潘汉年的指示，送往迎来四百多位著名人士，最后将他们安全送往新中国。他和于伶并肩打造新中国上海的电影事业；稍后又接受周扬的委托主编高校文科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他辅佐巴金先生主编《收获》和《上海文学》杂志，在时风时雨的文坛上如履薄冰，殚思竭虑，尽己所力，创建文学品牌，培养年轻一代……他投身参与了许多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想起这些我终于觉得，父亲的生命不长，可是他活着时极尽精彩！

    （《文汇报》8.1 叶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