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者的"北京印象"

    ■孙文晔

    自元代以降，外国人源源不断地走向北京。

    作为进入中国后的首要目的地，北京的城市文化、风土人情、建筑园林都成了他们考察、记录的对象。围绕这座古城和享誉世界的大都市，来京的外国人撰写了数量众多的纪实作品，“北京印象”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并非“奇货”。

    然而，正如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所言，“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虚构小说还要离奇”。我们所要寻找的，就是那些比小说还要离奇的细枝末节，是那相遇中的偶然，碰撞中的纠结，互动中的复杂。

    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马可·波罗算起，700余年来，古都北京接纳的外国友人数不胜数。各路人士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但有些人注定与众不同，他们不仅丰富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且可以向所有时代诉说，他们的旅程是“破冰之旅”，他们的使命是“凿空”。

    循着这些智者的足迹和目光，我们重回、重温、重走，最终重新叙述了他们的“北京印象”，如同在讲述一场流动的盛宴。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西方近千年中国观的演变过程——从极为倾慕，到逐步渗透。通过解析这一过程，我们看到中西关系演变的一个侧面——西方视野里的北京形象。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探寻那些交流中的改变和挫折，以及一个个转折时刻，北京的变与不变。

    1924年，泰戈尔明知会卷入中国的东西文明之争，仍写信给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问他：“是作为诗人去中国敬香呢，还是要给中国带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识？”

    日本乐坛指挥大师小泽征尔童年在北京胡同里长大，“作为半个中国人”，他不仅为战争道歉，还想着，怎样带着勃拉姆斯、贝多芬回家？

    作为20世纪70年代到中国的第一位时尚大师，皮尔·卡丹梦见在中国卖纽扣。此后，他把秀场、模特和霓裳、美食都带到了中国。

    这些破冰者，哪怕同时面对来自东西方的冷眼，仍创造出了自己的时间组合，他们对北京的凝视，跨越了历史和未来。对北京来说，他们的到来尤为可贵。

    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但主动来华，还对演讲酬劳分文不取；在他之后获奖的大江健三郎，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他们都是“来报信的人”，他们表达的勇气全赖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

    和泰戈尔、大江健三郎不同，萨特、波伏瓦并不是被学界请来的，而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到中国来看一看”。他们曾那样接近国人的灵魂，却又在下一个时代悄然退场，因缘际会的相遇后，相望成了一种守护。

    尚未出版《时间简史》的霍金，也许听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表示宁愿死在中国，也要去长城。虽然普通人不知他为何方神圣，负责接待的学生，还是连人带椅将霍金抬上了八达岭。

    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向往中国，1971年写信请求基辛格帮他实现“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但看到中国的一抹亮丽春色时，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初。

    1972年后，世界级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再也没有来过北京，但他晚年的画作“带有东方韵味”，他的书架上散落着研究《周易》和针灸的草稿。

    这些“破冰者”到北京来寻求共识，寻找知音，寻觅商机，自然免不了直面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隔阂。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汤若望，利用西方天文学知识修订了中国历书，成为顺治皇帝尊敬的“洋玛法”。

    在这场“流动的盛宴”里，凝聚着古人与今人、中国人与外国人诉不尽的体验、想象和记忆。

    霍金第三次游览北京时，已是世界科学界“顶流”。在祈年殿前，导游吴颖问他：“有什么想法？”记者们等待良久，霍金轮椅上的语音合成器发出了带有金属质感的声音“I like you （我喜欢你）”。

    对北京来说，他们不仅是过客，还是“报信的人”，是破冰者，是中国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传播者。

    （《北京三万里》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