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英雄

    “我还有最后一颗‘子弹’，就是自己的身体。”蔡磊这个念头从心中冒出来，就无法再消失。5年前，时任京东集团副总裁的蔡磊确诊渐冻症。2022年4月，他的助理联系到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生物学家段树民教授，询问捐献脑组织和脊髓组织相关技术难题。段树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马上添加了助理的微信。

    进一步交流后，段树民得知，对方的担心集中在三点：一是有些愿意捐献的患者分散在全国各地，要怎么和国家脑库的工作人员对接？二是大脑极易自溶，最晚要在捐献者去世后24小时拿到大脑样本，捐献的各个环节是否畅通？三是除了脑组织，可否接收脊髓组织？

    事实上，蔡磊找到段树民，也是先问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才了解到中国已经有了国家脑库。2022年9月，蔡磊宣布：去世后将大脑和脊髓组织捐献给医学科研用。

    “其实，他们想到的这些困难，在我们看来反而问题不大。脑库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有人待命。我们还成立了中国人脑组织库协作联盟，当时就已经有19个规范化运行的脑库分库。”段树民说，“很多人问我，脑库建设的难点是什么？我始终说，最大的困难是有捐献意愿的人不多。我们去动员神经科医生，也不太有效果。因为医生去问病人，很难开口。病人会误解和抵触：你还没给我治呢，就找我要大脑？”

    直到2012年底，段树民才收到第一例捐献。患者得了亨廷顿病，经医生动员，签了捐赠书。但之后又撤回了，后来因为家里的孩子也出现病症，他才改变主意。因为他意识到，不捐献，整个家族的“诅咒”可能永远无法破除。“人类大脑1500克，约有860亿个神经元。可这个人体中最精细、最高级的组织生了病，却不能像其他部位那样做活检，只能进行动物实验。很多新药一进入临床试验就失败了。如果能在捐献者去世后对大脑及时取材并进行研究，就能搞清楚这种病在人脑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段树民是研究神经生物学的，知道人脑样本对于各种神经精神疾病的意义。

    而在蔡磊的感召下，短短几月间，1000多名渐冻症患者签署捐献书。截至2024年6月，全国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捐献已完成10例，其中3例储存于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

    郭先生是浙江省首位脑组织和脊髓组织的捐献者。他原本在筑路工程队做技术工作，2018年发病后很快失去劳动能力。随着病情进展，他“连裤子都提不上去了”，关于捐献，他的想法很朴素，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反正最后烧了也是烧了，一点价值都没有，多可惜！”

    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包爱民在国家脑库从事研究工作，有人问她：“我的大脑很健康，是不是捐献了也没用？”“不是的。我们发送给科学家的人脑样本都是病例对照样本，一个成熟的脑库，健康的大脑数量应该至少是带病大脑的4—5倍。脑库的运作像一个银行，捐献者去世后把大脑存在银行里，大脑是他们的珍贵遗产。”

    科学家再向脑库申请人脑样本，最后产生的利息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认识，是治疗的方法，也是新的药物、人类的希望。”包爱民说。

    （人民网6.30 王秦怡 冯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