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橘颂》对颂体文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提出：“变则可久，通则不乏。”他认为，任何一种文体善于变化才能持久，善于会通才能避免僵化、贫乏。颂从先秦原始状态的“颂诗”“颂文”中衍生出来，逐渐与乐舞分离，到汉代发展成为一种实用文体，且具备了自身鲜明的文体特征。屈原《橘颂》对颂体文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和价值。

    第一，《橘颂》“以颂名篇”对颂体文具有开创性。《诗经》“三颂”之“颂”与“风”“雅”一样，只是编辑者按音乐性质对诗歌作品所作的分类，具体到“三颂”四十首作品，也不以“颂”名篇，其内容、形式尚没有统一的定式，并没有从“诗”中独立出来。而在先秦典籍中，以“颂”为名的《管子》“国颂”是治国牧民的政论散文，《庄子·天运》“有焱氏之颂”则是庄周论道之辞，均与颂体的基本特征不符。屈原《橘颂》是第一篇以“颂”名篇且题旨颂美的文体颂，标志着颂体的形成。

    第二，《橘颂》“美物比德”确立了咏物颂题材。屈原《橘颂》之前，“颂”的对象是祖先、神明、君主以及诸侯等。尽管楚辞起源于《九歌》，继承了南方民歌及巫祭文化的传统，但是经过屈原的改造与创作，屈原的诸多作品已经有了很多纪实、抒情性质。《橘颂》是文人独立创作的书写情志的作品，它以物作比，将歌颂对象扩展为细小之物，以“美物比德”的方式确立了咏物颂题材，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开美物颂之风，丰富了颂体文的内容题材，开拓了颂体文的书写方式。

    第三，《橘颂》继承并突破了传统的艺术手法，影响了颂体文的艺术风格。一方面，《橘颂》承继了《诗经》音乐文学的传统，保留了四言句式，影响了后世颂体文的艺术形式，使庄重典雅、气势恢宏成为颂体文的主要风格特征；另一方面，它改变了传统诗歌的本体，创立了“骚体”形式。比起《诗经》“三颂”规整的句式与典雅庄重的语言风格，《橘颂》自由、灵巧的表现形式，更便于个体感情的抒发。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