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与发展
王嘉川在2023年第5期《河北学刊》上说,明代学者在对“史才三长”论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新论断,比之刘知幾等唐宋学者的论述更为明快,也补充了唐宋学者较少论及的内容。而其探讨的最突出成就,是最终将“史识”的概念定格在历史见识这一观点和识断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品德对于史家的重要性,独立补充“心术正”“二善”“四善”等品德方面的要求,从而搭建了由才、学、识“史才三长”向才、学、识、德“史才四长”转化与演变的桥梁和纽带,为以“德”字配“才”“学”“识”三字的“史才四长”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明代探讨“史才三长”论,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就。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辨正
宋宽锋在2023年第4期《中原文化研究》上说,“外王”指的就是“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平治天下”或者“安百姓”“安天下之民”。成就这样的“外王”的最佳人选无疑是“圣王”,而“圣人成为王者”最为合理的制度化路径就是“禅让”。当“禅让”的理念由于缺乏实际的可行性而被排除之后,“王者”与“圣人”的合理结合方式就是荀子所说的“尊圣者王”或者“圣君贤相”。“外王”的成就必然需要“内圣”的“客观化”,“外王”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仁政”,“仁政”的首要意蕴就是“圣王之制”,而“圣君贤相”之“存神过化”的政治效应当然也是以“仁政”的制度之维为背景和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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