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太学

    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很多学子开始了全新的大学生活。中国历来重视教育，早在商周时期，天子及诸侯各国就建有相应的学校，只不过当时的学校教育并不完善。到了汉代，汉武帝在长安建立太学，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办高等学府的开始，此后太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据记载，汉代时太学生的人数，最高时一度达到3万多人。太学类似于现在的大学，当时太学的一些制度，与如今的大学有不少相似之处。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建议汉武帝兴建太学，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他还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董仲舒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同。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正式命丞相公孙弘等人，在长安兴建太学，延揽天下优秀人才。

    太学设立后，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太学主要教授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每一经都设有博士。

    太学设立之初，招生人数很少，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入选。当时入太学的学生分为两类，一是“博士弟子”，只招收50人，由朝廷直接遴选；二是“如弟子”，由地方推荐、朝廷审核确定。

    “博士弟子”的要求是“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标准看似简单，但这只是起步条件。没有两把刷子的考生，根本入不了朝廷大儒们的法眼。

    《汉书·儒林传》记载了一次面试过程：多位博士担任考官，两名学生提着衣襟走进考场，态度非常恭敬。博士们考了两项内容，一是经文背诵，二是议题论说。好在两人都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题目回答得很顺利，两人也幸运地成为太学生。

    “如弟子”由地方政府推荐，标准更高：“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这要求既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还要有高尚的道德。选拔过程很严格，先由地方官挑选出候选考生，推荐给上级的“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考察后，选出符合要求的考生并带到长安，由中央主管官员做最后的定夺。

    如果能成为太学的正式学生，则会有一些待遇，比如享受免除力役、杂役、军役等徭役以及赋税。他们的开支由朝廷负担，并且还能享受一定的补贴。

    据《汉书·儒林传》，汉昭帝时有正式太学生100人，宣帝时为200人，此时财力尚能够应付。后来，太学生增加，西汉朝廷就有点吃不消了。

    汉元帝（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3年在位）好儒学，他规定“能通一经者皆复”，也就是只要能掌握一门经书的，都可以免除徭役赋税。几年后，享受到这项优待的人太多，国家收支受到影响，只好将名额限定为一千人。到了汉成帝（公元前33年至公元前7年在位）时，有人上书说：“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意思是：孔子只是个平民百姓，尚且收徒三千人，您贵为天子，却只培养太学生一千人，是不是少了点？成帝觉得有道理，于是扩招学生，但也只坚持了一年多，又因为经费不足，重新将正式学生人数压缩到一千人。

    东汉，太学的学生人数更多，汉质帝时达到了三万余人，这也是我国古代高等学府的顶峰，朝廷也无法承担这么多学子的费用，这时便出现了不少“自费”的学生。

    当时有不少贫困且学有所成的学子，都想方设法到太学读书，甚至不惜给别人“打工”。比如，后来当了丞相的匡衡，出身布衣，“从博士受诗，家贫，佣作以给食饮”，他在读太学期间，靠给别人打短工赚取“伙食费”。《后汉书·吴祐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叫公沙穆的学子，到太学求学，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伙食费，只能在吴祐家里做舂米的雇工。吴祐与他交谈后，见其谈吐非凡，大吃一惊，就与他在舂米的地方结交为好友，并资助他求学。这也是成语“杵臼之交”的由来。

    在太学，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每人选择一门作为“专业”，跟随对应的博士学习。一年后，太学组织考试，对学习情况进行考核。按照考核成绩，划分不同的等级，优秀的可以任命为朝廷官员，也就是“学而优则仕”。

    考试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很可能在夏秋季节。《后汉书》记载，阳嘉元年（132年）“秋七月，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可见，这一年的农历七月，进行了考试、录取、选拔等工作。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后汉书》记载，汉灵帝（157年至189年在位）时，“十二月，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也就是在年底时对六十岁以上的学生进行考试。

    成书于东汉中期的《四民月令》提到“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也从侧面说明太学的开学可能是从正月开始。

    汉代的太学，经师讲学是主要的教学形式。博士有专门的讲堂，给学子们授课。随着太学的发展，学生数量的增长，仅靠博士讲学很难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于是太学采取了弟子相传的授课模式，即学有所成的学生教新学生的形式，以弥补教师短缺的不足。当时，太学还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即集会辩难。集会辩难是汉代太学教学的重要方式，有时在太学进行，有时还会在朝廷中进行。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多次召集公卿、博士和名流讨论经义，公开辩论学术得失。

    汉灵帝时，为进一步统一经学标准，蔡邕等人奉命评定五经及《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的文字。评定完后，还将这些经书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外，作为太学的统一教材，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刊刻之后影响极大，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北京晚报》8.30 纪习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