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局”往事

    翻译与作文论述不一样，译校和注疏需要更为深湛的功夫与学力。1955至1956年，中共中央编译局请来苏联专家图尔琴斯讲课，将翻译《资本论》的工作提上正轨。在北京俄专时期就学习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张钟朴，负责讲座口译，后成为《资本论》翻译组一员。

    图尔琴斯教授来华前，担任苏联马列研究院马恩室的副主任，刚负责译校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版中《资本论》第一卷。第一次讲，全局上下对图尔琴斯寄予厚望，希望他既能系统地讲述《资本论》本身的理论体系，也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收获告诉大家。除了编译局内部工作人员，来自北大、清华的十几位教授也都参与旁听。

    刚入职编译局仅2年的张钟朴，正响应“要当翻译家，不要当翻译匠”的号召，废寝忘食地学，誓言要成为翻译领域的行家。当时国内《资本论》的通行译本，是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翻译的译本，文风半文半白，很多读者反映不好读，甚至影响对内容的理解。另外，在战争的险象环生中诞生的翻译，许多资料不够完备，现在理应翻一个语言风格更加现代化、内容更加完整完备的《资本论》译本。编译局尚是初生牛犊，没有什么德语人才，只能根据俄文版翻。

    《资本论》翻译组共五人，其中张钟朴、任田升、陈国雄、荣敬本四人先根据俄文本翻，最后由经济室主任何匡定稿。四人先学习郭王本《资本论》每一章的内容和理论，学完后便把老译本放在一边，再将俄文正文分成四部分，由四人分别承担。每人翻译完一节便两个译者之间互校，最后由何匡定稿。何匡审定的稿子即时打印出来，分批分发到有关单位听取意见。不久，读者的“意见”反馈回来，说是文章好读多了，但有些内容“通俗”得有点过头，有些地方又太过简略，有的译文甚至牺牲了准确性。比如，关于资本会生出剩余价值这个概念，马克思形象化地比喻为“资本会生仔”，当时大家的译文是“资本会生娃娃”。“生娃娃”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是四川的方言土语。以现今的眼光看来，《资本论》这样一部伟大的理论著作，如果很多段落译成这种风格，显然是有悖于翻译原则的。大家暗下决心：包蕴着马克思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这本无产阶级的“圣经”，无论如何，得从德文原文翻，才具有准确性、权威性。

    1957年，编译局派往民主德国马列主义研究院进修的五位同志学成归来，局里终于有了德语人才。更为重要的是，1961年，研究《资本论》的王惠德，担任编译局常务副局长，他的到来，让全局上下的德文水平有了突飞猛进式的递增。他提出，要把《资本论》翻译小组建成编译局的“德文基地”，全组突击学习德语，就是为了从德文原文译校《资本论》。

    1963年，编译局经济处正式转入从德文译校《资本论》的工作轨道。经济处将人员分成两个组，一组由译校第一卷，二组译校第二卷，两卷完成后合并共译第三卷。张钟朴被分在一组，干了一阵后，他才明白什么叫做字斟句酌，跟每一个文字、每一个标点符号狠狠较劲，尤其是艰深的理论内容和疑难句子。第一卷的前几章，是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改写的，比如论述商品和货币的部分，遣词造句十分讲究，论述过程雄辩滔滔。其中一段，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形态变化”，把商品占有者到货币占有者，再从货币占有者到资本家的转化过程，比喻为昆虫的“变态”。他把商品占有者称为“资本家幼虫”，把货币占有者称为“蛹”，把资本家称为“蝴蝶”。这一章节，马克思使用的大多是昆虫学的动词，比如“蜕变”“羽化”等。翻译这些章节、这些句子，体会马克思的用语之妙，大家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尽量把原文的风貌和含义，通过准确的中文呈现出来。

    （《文汇报》7.1 康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