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高老夫子”

    高恒先生驾鹤西归已近三年了。虽相识长达33年、在同一研究室工作也有十五六年时光，照理早该撰文表达追思之情，但实话实说，我与高先生的交往并不密切，对他的了解更算不上深刻，用“淡如水”三字来形容应该是最为贴切的。然而，高先生的身影却常常挥之不去。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初见高恒先生是在1985年冬季，正值我在北大法律系读研二，导师蒲坚先生陆续邀请好几位校内外知名学者前来作专题讲座，汉代请是高恒先生。而早在两年前，我决意报考研究生时，就已闻高恒先生大名了。

    那是在1983年春季学期，我从就读的河北师范学院图书馆借来一本《法律史论丛》，其中有高恒先生的文章《汉律篇名新笺》。当年并未读懂，只是模模糊糊感觉这篇文章与当时读到的大多数法史文章不太一样。至于究竟哪些地方不一样，当时捋不太清。后来读书多了一点，加上祝总斌先生的指点，终于明白了“不一样”的所在：大多数法史文章基本上都属于介绍或叙述，提不出自己的新观点，亦即超不出前人既有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云亦云。高先生的文章则不然，大都有辨析，有批驳，有考证，有论说，不再是简单的综述或者变着法儿地转述前人的成果，而是努力阐发自己独到的研究心得，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颖见解。按照祝先生的说法，这样的文章才能称得上是“研究”。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当今法史学界那些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达标合格的能有几何呢？

    1987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我分配到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工作。我是8月3日那天一早冒雨骑车报到的，所在的法制史研究室共有两间办公室，室主任韩延龙先生让我在南楼二层的办公室办公，并将一张靠南面窗的办公桌指定给我，还有半个书架也归我使用。我的后面就是高恒先生的办公桌。

    高先生不善言谈也不好交际，但为人很谦逊，待人很客气。记得我刚到所的那年冬天，高先生正犯五十肩即肩周炎，右臂上抬很吃力，离所时穿大衣有点儿困难，偶尔会让我帮下忙，总是一再表示感谢。不了解高先生的人，可能以为他是位僵硬刻板的书呆子、老夫子，室里的年轻人确实也暗中称他作“高老夫子”。但其实他是一位很有情感，也很有童心的学者。工作之余，他还很喜欢旅游。在同室诸位老先生中，与我同游次数最多、也游兴最高的就得数他了，尤其1990年春的张家界之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年的3月18日一早，我们一行6人前往长沙参加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换届大会。会议结束后，海年先生和韩先生都返京了，只有高先生和我们3个年轻人连同其他单位的9位同行一道自费前往张家界。一行人先是乘了七八个小时的大巴车到慈利，再从慈利换乘火车到大庸，27日一早乘中巴车来到张家界。由于不再原路返回，大家都一路背着全部行李登山，高先生虽已届花甲之年，也是自己背着行李。下午下起了毛毛细雨，山顶上仅有的几家小旅馆已经没有床位了，我们只能分住在土家族老乡家中，洗漱也只有凉水。第二天我们顺着一条山溪冲出来的小径，连滚带爬地下山，一个个全滚得像个泥猴儿一般。到了水绕四门，山洪下来了，到处是水，只能雇苗族老乡的马骑行十余里地，然后再下马爬山。当晚我们住在一家当地民宿，想起这一路上的艰难惊险，大家都叫苦不迭，但沿途从未听见高先生有过一句抱怨，也从未让我或别的年轻人帮他拿过行李。

    像高先生这样从不强加于人的前辈学者并不多见，他属于那种既能恪尽自己作为尊长的伦理责任，又不妄将晚辈对师长的敬重之情想象成法定权利的学者。如果允许我对高先生的品行加以概括的话，我觉得用“厚道、认真、本分”6个字可以尽之。说起高先生的厚道，我刚到所不久，师兄李建华先生就跟我说过：“你们室的高老师可是位忠厚长者。”以后十多年的相处，无不印证了他的这一说法。高先生曾担任法理、法史两室联合党支部书记，总是有形无形地保护着我们这些莽撞的年轻人，但事后却从未再听他提起过一个字儿。

    说起他的认真，有时会让人感到尴尬。1991年暑期的无锡会议上，有位上海学者当着我的面向高先生谬奖我的一篇文章，高先生却未置可否，让我有点儿不自在，心想这老夫子也太过较真了，哪怕是虚应一下呢，也算是给我个台阶下呀！好在我深知高先生的为人，他肯定是事先没读过我的文章，凡是他不了解或拿不准的事情，是绝不会轻易表态的。

    说起高先生的本分，那可是当今社会最为稀缺的品格了。据我所知，他一生只写论文，没有出版过专著。在法学所工作时，他曾赠与我两部文章结集，一本是1994年版的《秦汉法制论考》，一本是2008年版的《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我离开法学所后他还出过一本《中国古代法制论考》。扣除三部文集中重复的部分，总计共有34篇文章。单从量化的角度看，这些文章对于高先生这样享年90岁高寿学者来说显得太少了点儿，但是写文章不是卖萝卜买白菜，不能论斤称按颗数，考量研究水平只能论质，无法计量。但凡能够垂范后学、开拓新知的文章，即便一生只写出来一篇，也不妨碍其名留青史，为后学之师。高恒先生留下的著述虽不多，也不敢保证篇篇都有创新，但可以确信，每一篇都是他呕心沥血的产物，且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其为“研究”成果。

    我在法学所工作了23年出头，深知这是一个十分清闲但也很有点儿清贫的单位。实话实说，清贫易忍，寂寥难耐。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日渐富庶开放，是什么让我坚守专业，没有入仕，没有下海，也没有出国不归呢？除了个人性格上的迟钝和懒惰外，可能就是法制史研究室那浓郁的学术氛围，特别是室内老先生们的身教楷模效应吧。而无形中潜移默化对我影响最大的则非高恒先生莫属。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23期 苏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