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如何有用

　　《易》《书》《诗》《礼》《春秋》这个五经排序，据说遵循着一个非常高端的原则：《周易》和八卦有关，八卦是伏羲作的，所以《易》算上古三皇时代的书。《尚书》第一篇是《尧典》，讲尧舜怎样治国，所以《尚书》算五帝时代的书。《诗》里有“商颂”，就算作商朝的书。《礼》传说是周公制定的，所以《礼》是西周的书。《春秋》是东周之后鲁国的国史，被孔子拿来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怀，《春秋》自然是春秋时代的书。所以这个排序，是按照年代来的。

　　但也有学者不相信这个说法，认为现在这个排序不过是反映了这些经典被汉朝立于学官的次序罢了。

　　这五部经典中，《周易》确实很古老；《尚书》有些篇章很古老，但这些篇章被编在一起的年代就很不好说了；《诗经》大约是春秋中期编成的，所谓“商颂”，其实是商朝的后裔宋国在宗庙祭祀时的颂诗；《春秋》确实和孔子关系密切；而所谓《礼》，和周公恐怕没什么关系，成书年代还在孔子之后。

　　汉朝人重视“五经”，不完全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赤诚，而是因为“五经”有用。

　　一方面，儒家经典被西汉政权抬到了极高地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成为官方学术的标志性事件。后来武帝的重孙汉宣帝亲自主持学术会议，听取儒生的辩论，由他裁决谁的意见更高明——仿佛皇帝是天下儒学水平最高的人。这样，儒家思想和西汉政权仿佛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攻击儒家思想也就成了反对汉朝的统治。以后历朝历代，大致也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儒家经典当然也要为西汉统治服务。汉武帝、汉宣帝其实并不靠儒生治国，形式上给儒家极大的体面，就是让他们论证国家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

　　（《解放日报》6.18 刘勃 萧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