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伏尔泰被认为是最早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法国人之一，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推崇备至。伏尔泰对欧洲文明的失望、对中华文化的推崇其实由来已久。伏尔泰尊崇孔子，自称“孔子弟子”。他阅读了不少有关古代中国的材料，把古代中国想象为一个符合启蒙理想的君臣贤良、仁爱为本、法制健全、社会安宁的国家。通过分析比较，伏尔泰认为中国古老的文明较当时的欧洲文明更为优越。

    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的火光刚刚点亮，与此同时，当时宗教教会的空洞和蛮横却在威胁摧毁这摇曳的火光；而这个时候的法国，正处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作为法国乃至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伏尔泰极力宣扬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力量，将文明和自由视为最重要的追求，认为文明势必战胜野蛮和落后。从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出发，当时的伏尔泰也正在中国文学中寻找适合西方社会启蒙运动的某些积极因素。在这种情势下，来自中国的《赵氏孤儿》自然进入了他的视野并引起了他的注意。

    伏尔泰并没有拘泥于《赵氏孤儿》的马若瑟译本，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当时的社会背景，除了“搜孤”“救孤”这一基本故事框架模仿《赵氏孤儿》，其他如时间、情节、人物等设定，都根据法国自身情况作了改动，从而对这样一部原本以歌颂英雄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主旨的中国元杂剧进行了全面改写。

    《中国孤儿》中，伏尔泰摒弃了善恶报应的模式，让成吉思汗在伊达梅与盛悌高尚的道德感召下幡然悔悟，以此来表现他所追求的文明精神对野蛮暴力的胜利。整个情节中，没有流血或牺牲，结局也改为双方和解的方式，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归化使原本相抗衡的矛盾冲突得到缓解、消融。这种结局的安排，正满足了伏尔泰当时的政治需求，宣传了启蒙文化思想。伏尔泰认为，《中国孤儿》中的成吉思汗虽然打败了中原人，但中原文化与文明并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在某些方面这些文化和文明还同化了蒙古人。伏尔泰通过这样的剧情设定来试图说明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在思想内容上肯定了儒家的思想，强调人类文明的力量，强调人的理性，并运用这些思想开启民众，为法国的社会变革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中国孤儿》上演三十多年之后，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明日报》5.14 董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