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道德与孔子“忠恕”之道

    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有四种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君子之道，其产生背景、主要特点、具体含义、适用程度均大为不同，对大汉至今两千多年中国国家治理的实际影响亦迥然不同。

    尧舜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生活资料极端匮乏，为了种族不至于灭绝，迫不得已实行天下为公，故尧舜之道虽至大至公，却不合人性，不合时宜，不宜提倡；夏商周三代为青铜文明时代，经济发展很快，出现剩余财富，于是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聪明智慧，利人利己，其获利尺度和方式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故六君子之道才是私有制时代万世不变的大仁大德大道，可惜只有“忠道”而无“恕道”，使无法行道的仁德君子难以自处；春秋时代进入钢铁文明时代，华夏无主而又财富暴增，其君子之道在客观上虽也利于苍生，但主观上却自私愚蠢而虚伪，并非真正的仁德君子之道，故不宜提倡。

    孔子“忠恕”之道排除了尧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只是对六君子之道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新意看似非常有限，但孔子以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根据人性自私方可驱动经济发展、天下为家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三代君子诚实利人最终利己的治国经验，按照自己的国家治理理想，托古改制，而创造的利人利己的“新王之道”，不仅被后世思想家政治家所继承，而且经汉代至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反复检验，才是最正确的国家治理之道。

    （《中州学刊》2022年第1期 吴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