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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宋以来，迄止近代，从庙堂到江湖，儒学以朱子学一统天下。从地域而言，朱子学是江南儒学的主干。承继这样的客观现实，宋元易代之后，没有遭受战争重创的江南，朱子学更为发展，成为影响统一后全国的学问集散地。在南宋中后期的理宗朝，以朱子学为中核的道学已经确立了官学的正统地位。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之所以能在元代占据官学的正统地位，也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
一是朱子学自身的因素。产生年代久远的六经或佶屈聱牙，或歧义丛生，还存在断编残简，又真伪难辨。因此，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重新诠释六经的基础上，将六经的衍生物《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抽出，确立了“四书学”。四书学的确立与推广，让儒学走出了原始经学狭小的象牙塔，使经学走向理学，二者结合，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二是源自宋朝的政治遗传。由于朝廷的提倡，大量习举业的士人都把朱子学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来加以研习。宋理宗朝的许月卿就指出过这样的现象：“嘉定以来，士大夫专以朱氏之学为仕途捷径。”从这条捷径成功走入仕途的士大夫们，又成为后来士人所效法的榜样。实惠的利益驱动，首先让朱子学在产生士大夫的士人精英层获得了广泛接受。而这样的接受必然会像水波漫延，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为了对应大量的需求，一贯以刊刻科举时文牟利的民间书坊也刊刻了大量朱子学的著作，这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
三是出于朱子学目光向下的通俗普及。朱熹主张下学上达，学由渐进，当时陆九渊认为朱熹一派的做法支离破碎，主张“见性明心，不涉笺注训诂，而直超于高明光大”，但朱熹则“每不然之。以为江西之学近乎禅”，其实朱陆异同仅仅在于寻求真理的路径有别。朱熹的主张针对资质平平的普通人而言，陆九渊则是面向悟性很高的聪明人。所以朱熹死后，“其徒大盛，其学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说，片言只字，苟合时好，则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学反郁而不彰”。入学取径的差异，让后来很多学者由陆学转向了朱学。
四是朱子学整合诸学说的结果。南宋各学派学说之间并非处于泾渭分明的状态，而是通过交往论辩而互相吸收。其中强势的朱子学则整合了诸如湖湘性学、陆九渊心学以及浙东事功之学等各种学说的一些因素，最终成为主流，从而在元代定于一尊。
北宋的靖康之变，让政治中心南下，与经济重心合一，共同铸成了文化中心。而江南的文化中心，在元代全国统一的格局之下，向全国弥散，江南成为新的文化源头。其中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也乘文化弥散的大潮终于一统天下。
（《光明日报》3.26 王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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