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为社会信用惩戒建立合理边界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沈岿在2021年第11期《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摆脱“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指导方针的影响，为社会信用惩戒建立合理的边界，减少和防止信用联合惩戒的肆意、过度与滥用。在各项规范社会信用惩戒制度构建的原则之中，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有着更为直接的、更具针对性的作用。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于社会信用惩戒，应当超越现有的“个案论证路径”和“抽象框架路径”，结合实践中各类社会信用规范关于“失信”的设定模式以及失信与惩戒措施的联结方式，提炼出层次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的规范意涵，从而对未来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社会信用统一立法、对部门或领域的社会信用立法或其他规则制定、对既有社会信用规范文本的清理以及对司法审查或备案审查社会信用惩戒联结的正当性，提供立法论和解释论上的指引。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海外留学生的救济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师导师魏善玲在2021年第6期《南开学报》上说，全面抗战时期，滞留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面临着既“居不易”又“行路难”的艰难处境。为救济海外留学生，国民政府专门了制定了救济方案，使不少确有困难的留学生获得了政府救济。海外留学生的一般救济流程十分繁杂而且耗时较长，但在特殊情况下国民政府也采用紧急处理办法而使救济流程大大缩短。国民政府对海外留学生的救济，其根本出发点是为国家长远发展培育人才，就客观效果而言，确实有不少留学生获得救济并归国服务，其深远意义毋庸置疑。但也不可否认，国民政府在救助海外留学生的过程中存在多种矛盾和问题，使救济效果大打折扣。

　　古代“夫死从子”规范与社会实践有很大出入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淑一在2021年第4期《河北学刊》上说，“夫死从子”，一直是人们对先秦时代母子关系的表述，但清华简第6辑《郑武夫人规孺子》与传世文献互证显示，郑武公夫人武姜在丈夫死后对其子郑庄公仍有着相当大的权威；并且母亲对于儿子的权威无论在先秦抑或后世都是普遍存在的。在“孝道”的规定下，母子天伦以及“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是影响“夫死从子”实际施行的主要因素，男权话语下的“夫死从子”性别秩序设计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往往有很大的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