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是什么

    1946年，即法国妇女获得选举权的第二年，法国作家、哲学家波伏娃宣布，她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决定撰写一本关于女性的书，因为“这个话题特别令女性恼怒，而且由来已久”。

    波伏娃可能想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第一卷中声称：“男性天生优越，而女性天生低劣；他们一个是统治者，另一个是被统治者；这个原则必然适用于所有人类。”这段话本应该引起女性的警觉和抗议。但是两千多年来，女性并未能在政治上挑战这种思想。

    中世纪，欧洲出现了几位女性权利的独狼，如德国女神学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她们反对女性被分配的地位——做男人的助手，使得男性可以追求理想的生活。在18世纪，随着“人权”观念的兴盛，又有一批作家开始谈论不同性别的人类所经历的不同生活，如法国的奥兰普·德古热和英国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们发现当男人谈论“人权”时，他们实际上只在谈论“白人男性的权利”。因此，她们要代表“女性”集体发出反对的声音。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第一波女性主义者主张：女性应该被视为享有完整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个体公民。但直到20世纪，女性才凭借集体的力量，从这些观点出发，掀起一场影响全世界的强力运动，由此出现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者。

    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把波伏娃的《第二性》奉为“圣经”，开始破除女性有着基于生理和心理的“弱点”的陈旧观念。她们还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所有争论的背后都有这样一种语言和假设，即男性是主体，女性是他者。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认为，问题不仅在于由制度体现出的男性权力，还包括以“男性规范”来组织的语言。她说，以这样的语言给世上的各类事物和事件分门别类，看似无伤大雅，但它实际上是“有史以来人类所编写的最无孔不入且危害深远的规则之一”。它意味着，男性才是标准的或“正常的人”，这个观念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过程。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意识到，除非女性从无孔不入的男性视角之外看问题，否则她们将永远无法获得平等或认可。她们得从根本上审视性别状况，找出女性的真实想法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回应男性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决定促使美国和欧洲出现了许多提升觉悟的小组。女性通过小组会议和个人经历讨论，得以看清共同的模式，从而开始看到“个人事务同时也是政治议题”。女性运动由此在理论上有了巨大的飞跃。

    第二波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如德国社会活动家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认为，资本主义在压迫女性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说，只有通过女性的无偿劳动，如养育孩子、烧饭做菜、照料老弱病残，男人才得以自由地投身于公共事务和有偿劳动。她们指出，只要女性一直提供这种无偿劳动，男人就能顺着资本主义体制不断向上爬，始终掌控着体制权力，并永远把女性排斥于权力结构之外。女性要想改变权力平衡，就需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制度和女性自身。

    对很多女性而言，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显得过于激进，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故而要求回归“女性气质”，她们不像其激进的先驱者那样提倡中性服饰，而是宣称抹口红、穿高跟鞋和性感衣着都没有错。她们并不直接反对男性统治或文化定势，而是通过反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符号，来改造先前遭到废弃的词语和事物。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赞美“差异”，认为各种群体和身份都是平等的。

    以此观之，女性主义似乎正在不断扩展疆域，以至于我们觉得男性对女性的束缚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但是随后，成长于社交媒体时代的年轻女性开始在网上谈论性骚扰、厌女症和身体羞辱的体验。显然，她们的经验分享引发了第二轮提升觉悟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自19世纪以来，世界在很多方面并未改变：无论在工作场所里、街道上，还是在家中，女性仍然遭受歧视，权力结构未曾改变。然而在21世纪，女性之间拥有了相互交流的能力，这意味着第四波女性主义正迅猛成长。

    （《女性主义有什么用？》译林出版社2021年出版 吴庆宏/译）

    女性主义是什么

    ■[英]塔比·杰克逊·吉 弗雷亚·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