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
这是周海婴回忆起的鲁迅去世当日,萧军闻听噩耗后赶来诀别的一幕。
鲁迅与萧军的交往始于1934年10月9日,鲁迅收到萧军的第一封信后,当天夜里即回复。信中解答了关于文学方面的两个问题,包括答应看一看萧红的小说手稿《生死场》,同时嘱咐他们寄稿时最好挂号,以免遗失。
不久,“二萧”从青岛流亡来到上海,他们在十里洋场举目无亲,手头拮据,只得冒昧地向鲁迅告急,请他介绍工作并借点钱。鲁迅在病中回信说:“工作难找,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关于钱,“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
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会面,鲁迅没有多余的寒暄,随即引着他们到附近的咖啡店细谈。一路上,望着走在前面的鲁迅的背影,他是那样病弱瘦小,“二萧”的心里不禁一阵酸楚。时光在愉快的交谈中悄悄流逝,临分手时,鲁迅取出备好的20元钱给他们,当听说他们连坐车回去的零钱也没有时,又从衣兜里掏出一些银角和铜板。
鲁迅在荆天棘地的旧中国,辗转南北,阅人无数,对社会交往自有尺度。他厌恶那些城府深的青年,而且“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鲁迅向萧军和萧红伸出了热情的援手,因为他打心眼里喜欢“二萧”充满稚气的性格和不安分的灵魂。萧军为人莽撞粗犷,说话直率,行事冲动,上海滩的一些文人看不惯他,背后称他为“土匪”。萧军对此很苦恼,鲁迅则一再提醒他: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喜欢造谣诽谤,还是不和这些人认识为好。
人与人之间相处,很难达到完美境界,关系再融洽也会出现一些疙疙瘩瘩。有一次,萧军到周府拜访,与鲁迅闲谈时看到桌上有一个小孩钓鱼的玩具,一摁机关,钓竿扬起,细线上小鱼就会钓起来。那是一位日本友人送给海婴的礼物,萧军觉得稀奇,反复摆弄之后,又想试试钓竿究竟有多结实,谁知一用力就“咔”地折断了。鲁迅下意识地望了他一眼,萧军以为这是生气地“瞪”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接连多日不再登门,萧红却一如既往照去不误。鲁迅很快有所觉察,便问萧红:“那一位怎么好几天没有来?”萧红回答:“他说你瞪他了,他不来了。”鲁迅宽厚地一笑,说:“告诉他,还是来吧!我没‘瞪’他,我看人就是那个样子……还是来吧!”萧红回去一转告,萧军立即感到释然,第二天就跑到鲁迅那里,两人若无其事,谈笑如初。
就这样,鲁迅与萧军,尽管年龄、经历和性格均有差异,却彼此肝胆相照,结下真挚情谊。在鲁迅的呵护下,萧军、萧红渐渐适应了在险恶环境中生存、奋斗,并出版了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迅速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这两部作品倾注了鲁迅许多心血,除帮助修改校阅外,还分别写了序。特别是当《八月的乡村》遭到沪上某些文人恶意指责时,鲁迅奋笔撰文予以还击。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2月,鲁迅写给萧军或“二萧”的信即有53封之多,这一封封信,给他们以阳光般的温暖和希望。
1936年10月14日,萧军拜访周府并奉上了自己的近作,交谈中感觉鲁迅病情似有好转,甚为欣慰,没想到此次相见后仅5日,一代巨匠竟溘然长逝。萧军怀着万分悲痛参与治丧事务,并担任了万人送葬队伍的总指挥。鲁迅慷慨帮助过许多青年,也曾为有些青年的背叛而深感失望,但他没有看错萧军。
(《北京青年报》10.6 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