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师表的模样

    5年前，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在“我是演说家”节目做了一个演讲——《万世师表》，引无数人感动落泪。他在演讲中引用了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的话：“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把我往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以下是演讲摘录，让我们重温为人师表的模样。

    当下社会，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

    你会不会有一点迟疑，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有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分量；他以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个字的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大别山深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我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推开教室的门，发现孩子的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

    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时和山里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声音放肆得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得村里的孩子家长都好奇地张望。

    记得那个小小的校园当中的白墙上，有句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话——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生，安徽歙县人，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伊里诺易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1917年回国后，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

    那时的中华大地面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两亿文盲中，有七千万儿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之八九生活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脱下西装，辞掉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这是什么概念？陶行知当时一个月收入四百现大洋，那时若在北京买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而他却移居到南京郊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和老乡们相识，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耕作、劳动、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

    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他邀请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

    行走在世俗乡里，陶行知帮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富人家里的佣人，财主家的帮工，街头的打杂者，货场的脚力，还有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

    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中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而最后死在路上。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终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年他55岁。

    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城里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他回晓庄，沿路上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

    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万世师表”。

    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把我往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

    今天，导师这个词变得愈发功利，我们更多地把师生之谊看成一种雇员与雇主的经济关系。今天缅怀陶行知，便是想凌空从先生那借来浩然之气，让它如火如光，让它重新照亮每一个为师者心中的赤子热爱。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你应该有答案了，就在不远处，就在不久前，真有这样的人。他就站在这里，用他的一生温润过中华。他是陶行知，人民的导师，他的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为人师者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大写的模样。

    （复旦大学网站 9.13 熊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