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玉者杨伯达

    5月21日，94岁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去世。杨伯达生前常说，玉文化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他很欣赏美学理论家王逊对玉之美的论述：如同西方人认为“一切艺术趋归音乐”，在中国则可说，一切艺术趋向美玉。

    杨伯达最早与玉结缘可追溯到1959年。那时，故宫正在清理库房。时任故宫美术史部副主任的杨伯达与故宫一位老研究员、来自琉璃厂的一位老古董商三人一组，负责对馆藏清代玉器分级和整理。

    这次整理中他发现，玉器鉴定有一个不同于书画、青铜等的特点，那就是找不到鉴定的标准器。故宫收藏的玉器都是传世玉器。传世古玉除少数可以查清来龙去脉者外，绝大多数出身不明。那时尚没有年代确定的出土玉器作为参照，只能依靠收藏家常说的“流传有绪”的一小批见诸著录的玉器，专家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杨伯达还注意到，这批古玉里有两种玉与其他玉器的风格迥然不同，一种是鹘攫天鹅，一种是山林群鹿，充满特殊的山林野趣和北国气息。他是学美术史的，觉得山林群鹿玉与辽庆陵山水壁画、故宫收藏的辽契丹画家所画的《秋林群鹿图》和《丹枫呦鹿图》有相似的风格。柞树叶子也是辽代绘画中特有的元素，完全不同于汉族常用的松柏竹梅。他因而猜测，这会不会是辽金的玉器呢？

    这个疑问成了一个漫长的伏笔，一直在他心中发酵酝酿着。直到1981年，杨伯达受邀参加木兰围场200周年庆，认识了满族学者布尼·阿林和赤峰政协副主席、曾任考古队队长的辽金史专家苏赫。三人交谈中，杨伯达学到了一个关键词“捺钵”。“捺钵”是契丹语，意为辽帝的行营所在。不久，杨伯达到黑龙江阿城开会。阿城是金代的都城，在阿城博物馆里，他看到了出土的铜天鹅。一见展翅飞扬的天鹅，他感到自己离谜底越来越近了。

    受此启发，他再次查阅《辽史》和《金史》。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文献记载，辽帝“四时捺钵”，春狩主要猎天鹅（鹘就是海东青），秋狩主要猎鹿。女真族灭辽建金后，依然沿用这样的风俗，只是不再使用契丹语的“捺钵”，而将春狩、秋狩改称为“春水”“秋山”。

    1983年，他在故宫院刊上发表《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将鹘攫天鹅玉命名为“春水”玉，将山林群鹿玉命名为“秋山”玉，认为其应是辽金时期的玉。至此，经过20多年的寻索，一个考古之谜终于在他手上揭开，也成为他读玉的精彩代表作。

    古玉的鉴定与辨伪还只是玉器实务，如果研究仅停留于此是缺少内涵的，杨伯达想要努力实现的，是从“器”到“道”的提升。2005年，杨伯达出版的《巫玉之光》，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史前玉。他提出，在史前社会里，玉的价值不是美，而是神物，所谓“巫以玉事神”。他把中国玉文化的发展道路归结为巫玉——王玉——民玉，认为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

    杨伯达很推崇另一位读玉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创系主任王逊。王逊在1938年撰写的论文《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中写道，玉的色泽之美是神秘的，是一种最复杂、最不可描写、最不能确定的色泽，而正是这一点让中国人“爱之不倦”。王逊认为，说到底，玉之美在其纯粹，不以具体形态动人，而是虚幻、流动、不可描述，这一点与音乐的本质相同。杨伯达想到，他自己及一些同好在见到一块美妙的玉料时也常会产生这种无法言传的恍惚之感，老古玩家称之为“不能言传，只能意会”、似“迂腐”又似“灵通”之境。

    “美的教育具有解放思想的品质。”在《〈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一文的玉美学观》一文中，杨伯达以黑格尔这句名言，结束了两代读玉者的隔空灵魂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2期 鲍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