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盗火者”的翻译接力

    中国曾与外国文学隔绝许久，七八十年代的翻译家们在极短时间内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启发一代青年作家转向现代主义。鲁迅曾将研究译介外国文化的人称为“盗火者”，寓意像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盗来思想“天火”。也有人以此称呼改革开放后这一代文学翻译家。

    福克纳的第一中文译者

    李文俊把圆珠笔掷到桌子上，向后一仰，长叹一声：“总算是完成了。”

    那是1998年2月9日的傍晚，历时3年，他终于译完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这是他翻译的第四部福克纳的长篇。“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他筋疲力尽地立誓，“今后我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

    从1980年起译《喧哗与骚动》，到1998年译完《押沙龙，押沙龙！》，他喜欢福克纳小说里的人道主义，也喜欢福克纳对文体的创新，挑的都是自己喜欢而且颇有难度的作品去译。《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深奥、文体最复杂的一部，很多句子长达几页，结构错综复杂。时常，他一天只能译一个句子，第二天坐到桌前，又大改一遍。后来，最出名且畅销的《喧哗与骚动》又有多种译本问世，但《押沙龙，押沙龙！》至今还无第二人发起挑战。这本书译完后，他心脏病发作，走了一趟鬼门关。

    李译的福克纳在文学界掀起一阵旋风。不止一位著名作家回忆青年时期受到的文化熏陶时，都将极高的赞美献给福克纳。莫言受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启发，创造了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余华则将他认作自己唯一的师傅。那时，福克纳早已是西方文学研究的热点，但直到李文俊翻译引进，中国作家才与他相见恨晚。

    在批判的高潮中读萨特

    柳鸣九是加缪的译者，也是一个著名的主编，编纂了多部丛书。80年代启动的70本《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基本收录了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作品，绝大部分是首次登陆中国。他以极强的耐力和敬业精神，为每一本专门撰写导论。“我相信在20世纪90年代，恐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化界对另一个世界文化大国的文化译介，做到如此大的规模和深度。”

    1981年出版的一本《萨特研究》为当时兴起的“萨特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本书的编者就是柳鸣九。他计划编辑一套《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介绍法国现代思潮，冲破国内文化界闭塞的氛围，从而“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1981年，柳鸣九在巴黎访问，借学术交流的机会，他向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尤瑟纳尔两位当代法国文学名家征求了意见，萨特的终身伴侣波伏瓦对这一设想很高兴，尤瑟纳尔也认为很有见地，柳鸣九信心大增。

    《萨特研究》精选代表萨特哲学主张的作品，包括《苍蝇》《恶心》等小说，以及萨特的理论文章和对其作品全貌的介绍，不出意外，出版后在青年中迅速风行。然而东风与西风角力，风向不时偏转，第二年《萨特研究》遭受批判被禁。在批判的高潮中，柳鸣九拍了一张照片，坐在藤椅上泰然自若地看《萨特研究》，没半点恐慌之态。他回忆说，照片的潜台词是：站得住的东西，最后总能站得住。

    被划分的领地

    勤奋的翻译家们以惊人的速度补上了落下的课。改革开放之初，不仅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缺课，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外国文学翻译也不成体系。等到1993年余中先从法国读完博士，回到《世界文学》编辑部时，世界名作差不多都已经被划分好了领地。

    “柳鸣九那一代首先要补上缺失的东西，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一下子就补上了。”余中先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柳鸣九之后的一代，包括我，更多要翻译20世纪作家作品。我和同事们还要继续跟踪21世纪以来的佳作，同时发掘被遗忘或忽略的作家，以及前人畏难而没有下手的作品。”

    他也可以把《悲惨世界》《局外人》拿过来译一个自己的版本，但没有必要。翻译家们形成一种默契：已经有优秀译本的书不用再去译，多去翻译一些从未译介的作品。经过前辈的苦心耕耘，剩下的遗珠要么小众，要么特别难，总之读者有限。这是当代译者给自己出的难题，放弃与经典名著绑定的机会，转而去开拓汉译文学新的疆域。

    文学翻译进入新的时期，经受商业的助推也被反向拉扯。高峰时期，《世界文学》发行量曾达到三四十万册。《世界文学》现任主编高兴1979年上大学，他经历了那个文学的时代，“空气里飘浮着催人上进的气息”。当下自然不再是文学的时代，不过，这本杂志依然发挥着掺望塔的作用。高兴说，《世界文学》一直在发掘国外新人新作，刊登的作家作品很快就成为出版社的选题。近年颇受瞩目的“90后”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在作品《正常人》还没改编成大热的电视剧之前，《世界文学》就已经推出了专辑介绍。

    （《中国新闻周刊》 2021年第29期 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