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成为一名作家的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我是怎么变成作家的？这并不是我当时顺理成章该做的事，也不是我的选择，不像有些人选择成为律师或牙医。事情就是那么突然发生了。

    那是1956年，我放学回家路上穿过一片足球场之际，在脑海里作了一首诗，然后把它写出来，之后写作便成了我唯一想做的事。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这首诗写得不好，不过就算知道，八成也不会在乎。深深吸引我的不是成果，而是那个过程，那种触电般的感觉。我从非写作者变成写作者的转变发生在一瞬间，就像B级电影里温顺的银行职员变成青面獠牙的怪物。如果有旁观者看到可能会以为我是接触了某种化学药剂或者宇宙辐射，就像使老鼠变成庞然大物，使正常人变成隐形人的那种。

    当时我还是高中生，我不认识任何作家，我读过的小说的作者没有一个还活着。我还没有开始认真寻找其他同类，因此16岁的我的眼界与一般公民无异：我只能看见已经被安排得清晰可见的东西。作家的公众角色在其他国家、其他时代似乎都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加拿大好像要不就是从没真正建立过，要不就是一度曾经存在，但是已然绝迹。

    我最初的构想是，写些肉麻的罗曼史给廉价杂志刊登，然后靠这笔钱生活，同时写作严肃文学。但我试了两三次，便确信自己缺乏写那种作品的词汇。接下来的构想是，我应该去念新闻系，然后到报社工作；我想这种写作或许会逐渐转变成另一种——就是我想写的那一种，这时我的理想已经变成凯瑟琳·曼斯菲尔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混合体。但跟一位真的记者谈过之后，我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告诉我，报社只会让女生写写讣闻、写写仕女版，如此而已。于是，通过大学入学考后，我就上大学去了，心想毕业后总可以教教书吧。那样也不算太坏，因为教师也有长长的暑假，可供我写我的旷世杰作。

    1957年，我17岁。我们的教授明确表示我们是群呆头鹅。男生准备就业，女生准备当他们的太太。前者穿的是灰色法兰绒衬衫、制服外套，打领带，后者穿的是驼毛大衣、开司米上衣加薄外套，戴单颗珍珠耳环。但除了这两类之外也还有别人。那些人穿的是黑色高领毛衣，如果是女生的话还会在裙子底下穿黑色的芭蕾舞紧身裤。这些人数目少，被叫做“狗屁不通艺术家”。起初他们让我害怕，结果两年后，轮到我让别人害怕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作，写得不好，但充满非写不可的冲动和希望。当时我几乎写遍了日后我从事的文类——诗，小说，散文，然后辛辛苦苦把稿子打好字，一共只用四只手指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打字。在大学的阅览室里，我着魔似的苦读当时国内薄薄几份英文的文学杂志，不明白其中若干诗作为什么会被某个白胡子、上帝一般的编辑认为比我的诗好。

    之后我的作品开始在校内的文学刊物发表，然后——借助于写好地址的回邮信封，这是《作家市场》教给我的诀窍——也在那薄薄的、令人向往的五份杂志之一发表了。第一次收到文学杂志的采用信时，我一整个星期如在梦中。事实上，我是太震惊了。就连我自己，在内心最最深处，也认为我是在朝遥不可及的目标努力，结果这下子发现原来那目标并非遥不可及。一切愿望都即将实现，仿佛是某场带着模糊威胁意味的梦境，或者让人心想事成的童话故事。我读过太多民间传说——一觉醒来黄金变成煤炭，美貌带着砍掉你双手的诅咒，不可能不知道眼前会有诡计和危险，还有某种可能致命的代价要付。

    （《与逝者协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严韵/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