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是检验史学创新的标尺

    一般读者很容易被历史作品的“表象”所迷惑，无法深层把握它们的“内核”，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们不知如何去评判历史作品。那么，究竟该如何去评判历史作品？特别是，怎么去判断历史作品中的创新是否正确及其重要程度呢？

    实际上，问题解决是检验史学创新的重要标尺。具体来说，这一判断包括以下两层意蕴：

    第一，历史作品创新的成功与否要看它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如果解决问题了，历史作品的创新就是成功的，相反则不能成立。有些史学作品虽然表面看上去内容丰富、论证充分，但是在核心问题的解决上是隔靴搔痒，“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那么它们的所谓创新就不能成立。

    第二，在创新成功的情况下，它的重要程度就取决于其解决的问题的大小。解决的问题越大，那么作品的创新性就越强；相反则只能算一般的创新成果。历史作品的气象和格局也取决于它所解决问题的大小。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观堂集林》）作为例子来说明。20世纪上半叶，在知识分子群体里产生了怀疑中国文化的倾向，体现在史学研究领域就是疑古学风逐渐盛行，很多人都怀疑中国古史的可信性，并认为“东周以上无史”。这在当时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将新发现的一些甲骨进行了缀合，并据之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文，有力地证明了甲骨祭典中的一系列人物就是《史记·殷本纪》殷王世系中的先公先王，由此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其实，这就证明了中国的商朝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篇论文解决的问题是非常重大的，它们的学术创新性也是非常巨大的。

    （《社会科学报》7.22 王进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