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器官协调员的1000多天

    2015年，国家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的合法来源。高晓刚的本职工作是医生，曾经，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人还没去世，他就要去谈器官捐献。

    很多人不理解，人还没去世，哪能谈器官捐献？这就牵涉到器官捐献黄金时间的问题——一般捐献黄金时间是患者发病后的72小时内：第一个24小时是家属了解病情，接受现状，通常不适合谈器官捐献；第二个24小时，需要协调员在家属接受患者病情无法救治的前提下，开始接触患者家属，谈及捐献概念；第三个24小时，如果还没推进器官捐献，往往就会由于潜在捐献者病情太重，而丧失捐献机会。再加上器官摘取的黄金时间在心脏停跳的2到5分钟之内，之后，很快进入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捐献工作必须在医学上认定潜在捐献者无法救治，处于不可逆脑损伤甚至脑死亡的状态下，立即进入捐献协调。

    在做器官协调员的1000多天里，高晓刚见到了无数个中国家庭的人间百态。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遇到拿捐献谈条件的父母。

    2017年，有一个在崇明岛打工的小伙子，务工期间出了事故，送到医院后，治愈的希望渺茫。协调员介入想要做些工作，但得知一个情况：小伙子的父母很早就分居，一直没领离婚证，小伙子一直和妈妈生活。奇怪是的，这个时候，一直不打照面的爸爸突然出现找到协调员，张口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做器官捐献要有经济上的补偿；第二，既然儿子的器官移植到受者的身体里，就把移植患者当自己的孩子，逢年过节他会去移植受者家里看“儿子”。

    这样的诉求并不合理。首先，器官捐献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是大忌；其次，器官捐献后，放在网上统一分配流转，所有的医生和协调员都不知晓捐者的信息。像这种讲条件、开价的情况，把捐献直接当作生意和交易，高晓刚坚决予以拒绝。

    器官捐献事关重要的伦理问题，在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最为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但也有很多家庭自愿参与器官捐献，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曾有一对没有孩子的老夫妻，退休后在上海安享晚年。有一天，夫妇俩在外滩跑步，老爷子突然倒地不起。送医后救治的希望渺茫，老太太便主动提出器官捐献。她的希望是，老爷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那天，老太太家里来了很多人探望，家属都不理解。他们认为，老太太家境优渥，为何要卖老伴儿的器官赚钱？

    当时是2016年，遗体和器官捐献工作体系初步建立，神经外科的教授怕惹纠纷，赶紧翻阅最新的指南一条条核对。但高晓刚觉得不该站在谈判、风控的角度，应该和家属坐在一起坦诚地聊。家属有质疑，协调员就要“搭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真正站在对方角度思考，知晓他们的想法，解决他们的难题。

    在高晓刚接触的所有案例中，最揪心、痛心的就是父母为即将离世的孩子做器官捐献决定的那一刻。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大学生，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他是班长，女朋友是团支部书记，毕业后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时，男孩被发现颅内长了胶质瘤Ш级，一切治疗都没能阻止病情的发展。男孩还在病床上时，他的父母提出愿意完成器官捐献。

    一天，男孩的爸爸找到高晓刚说：“高医生，我儿子今天不好，我感觉我儿子可能不行了。”高晓刚过去一看，真不行了，马上启动捐献程序，整个过程都非常冷静。但到了告别的那一刻，男孩的妈妈突然崩溃了……高晓刚说，自己很少去回忆这些案例，医生面对病情时要理性，但看到这些画面，作为同样是父母的他也受不了。

    2017年，高晓刚和复旦的大学生交流时，和他们探讨死亡的意义。他说，人这一生，应该看得远一点，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一样，人的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新民周刊》2021年第25期 吴雪 高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