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上为何没有他

    多年以来，黄祖洽身边一直萦绕着两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两弹一星”元勋名单上没有他？另一个是，为什么他晚年选择了教书，而且是去北师大这个与他没有渊源的地方？

    很多人为他鸣不平，常有人忍不住当面问他，对他表示婉惜。

    人们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当年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很多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原“九院”（即现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赫赫有名的“八大主任”中的四位物理学家，除他之外的三人，邓稼先担任了九院院长，周光召担任了中科院院长，于敏担任了九院副院长兼九所所长，且都列名“两弹一星”元勋。对此，黄祖洽大多笑笑不语。他在《述怀》中写道：“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

    1969年末，黄祖洽全家下放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春节后，黄祖洽几经折腾返回了九院。老九所人除称呼彭桓武为“彭公”外，称其余领导均为“老邓”（邓稼先）、两个“老周”（周光召和周毓麟）、老黄（黄祖洽）、老于（于敏）、老何（何桂莲）……这堪称老九所文化。“老黄”其名，曾先才早已如雷贯耳。他听老同志们说，老黄学问了得，融会贯通，不过说话尖刻，不留情面，让有些人“敬而生畏”，因此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发配去干校了。

    接触多了，曾先才发现老黄并非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尖酸刻薄。许多老九所人也都觉得与他共事或向他请教时，他都能平等待人，认真指教。曾先才听周毓麟说起，老黄从干校回来后，说自己的脑子生锈了，把高等数学的习题又重做了一遍，“他就是有这股劲儿”。

    但老黄的棱角，曾先才也很快见识了。

    改革开放后，黄祖洽第一次申请到国外参加国际核参数会议。申请报告递交后，直到会议结束，依然杳无音信。某天一位高官找他谈话，开口就说：“不要着急，关于你出国开会的事情，我们正在研究。”老黄不客气地说：“你给我打什么官腔？这个会上月的今天就已经开了！如果连1和2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搞不清楚的话，那是不能容忍的！”对有的业务不通又不用功的下属或学生，老黄同样说话不留情面。有时在学术讨论中，他会微笑着反问：连这个你也不懂？是否要我给你讲讲初等数学的问题？

    1980年5月，九所领导班子大换班，黄祖洽调离九所。曾先才回忆，自己深为老黄的调离感到惋惜。他说，老黄研制两弹功勋卓著，却与“两弹一星”元勋失之交臂，许多老九所人都感到遗憾，老周（周光召）和老于在谈及此事时都曾亲口对他说过：有些亏待老黄。

    谈及对黄祖洽的评价，何祚庥说：“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还是一个‘书呆子’，书生气十足。虽然他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都很清楚，但整个的兴趣还是搞科学，而不是玩政治的人。”

    黄祖洽从九所调任到北师大，在刚成立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任教授兼所长。由于他的到来，北师大理论物理学科于1981年被批准为全国首批理论物理学博士点。

    黄祖洽刚来时，只指导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99年，北师大批准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可以招本科生，从此黄祖洽就给大一新生上基础课，开《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他在第一讲中说，对于希望了解物理学的青年来说，重要的不是知道许多描写现代物理学前沿问题细节的高等数学公式，而是了解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已经从物理学上解答了多少，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继续努力？也就是说，当你们面临物理学这一大片原野时，尽早鸟瞰一下这片原野开垦的大致情况和前沿在哪里，还是很有必要的。

    2003年朱邦芬担任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组织了“与大师面对面”系列讲座，请黄祖洽来做讲座。朱邦芬问黄祖洽，为什么1980年时选择北师大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母校清华，黄祖洽说，清华条件比较好，而他去北师大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4年6月26日，黄祖洽住进北京301医院，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一天夜里他发烧神志恍惚，不停地喊着：“爆炸啦，大家快跑！”病床前的护工问他：“你怎么不跑啊？”他说：“我没关系，我就待在这里，大家快跑！”

    2014年9月7日，90岁的黄祖洽去世。2019年6月，他的塑像在北师大物理楼前落成。

    1999年北师大科技楼落成后，黄祖洽的办公室从北师大南院的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搬到了这里。那时黄祖洽每天早八点来办公室，晚六点下班，除了外出开会等活动，一周七天，每天如此。如今，613办公室门口依然挂着“黄祖洽”的名牌。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25期 鲍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