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

    张晓峰在2021年第2期《阅江学刊》上说，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是人类理性难以掌控的各种非理性现象大行其道和非理性因素作用释放的主要场域，运用非理性因素进行应急决策便成为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大量非理性现象或不理智行为的常态化政策决策方式，运用中很难避免诸如欲望上的利己与困惑、情感上的迷惘与冲动、意志上的冥顽与摇摆、灵感直觉上的教条与随意等偏倾性问题。为此，就要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需要出发，将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结合起来，通过决策者应急决策理性和应急决策制度的理性化构建等理性规制来排误纠偏。而要做到这些，需要在实际决策中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前提，将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进行有机结合。

    古代中国具有贯穿内、外的普遍政治秩序

    刘雅君在2021年第6期《社会科学》上说，古代中国具有贯穿内、外的普遍政治秩序，即在承认地方差序格局的基础上，以集体主义为导向建构共同的政治体、经济体，并通过礼仪等文化层面的举措强化共同的身份意识。这一政治秩序的适用空间在理论上具有无限性，不拒绝治外政权及族群的参与。地方对共同体的体制性依赖源于中国国家体制提供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治内与治外的交往条件与公共秩序，并降低了交际成本。由此，不仅治外政权及族群会以贡献的方式寻求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分裂时期的诸国也会在政治冲突中运用地方视角以重构普遍政治秩序。贯穿内、外的普遍政治秩序成为中国的历史主体性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