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与中国历史研究

    数据库是靠有心人制作完善的，归根到底也是服务于有心人的。任何学术方式，都不可能成为简捷单一的倚赖工具。我们不能将“数字人文”的研究方式与传统考证方法对立起来。尽管看起来积累不足的初学者容易从数据库中受益，而事实上，研究毕竟不靠寻章摘句，真能充分利用数据库优势而不致被其限制的，首先是具备史学训练基础、具备清晰问题意识的学人。有位长期参与数据库工作的朋友跟我说：“我们要用数据库；对于数据库有哪些问题，也要清楚才行。不然，会出大问题。”这也恰恰说明，数据库的完善，必须有人文学者参与。

    史籍的数字化不会自动带来史料的“大发现”。数据库促成了学者搜检材料的便利，但经验告诉我们，仅靠语词搜讨无法完成真正的研究；只有自文本阅读起步且有所积累的学者，才能充分了解并且利用语词及语词组合完成检索的目标。检索出来的大量语词数据，如何筛检过滤，也要靠相关知识的日常蕴蓄。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更新了，学业探究的要旨却没有轻易改变，深入研究仍然要靠“读书得间”。这正像南宋大儒朱熹所说：“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这“缝罅”存在于字里行间，要靠体悟，靠“穷究”与“痛理会”。

    各类数据库协助我们抓取文本，观察文本间的关联；而非字面的深层领会，只能靠我们对各类史籍、对田野、对历史遗迹的“触摸”，靠我们内心的感悟，靠自身实践与思考来摸索形成。“数字人文”的深度发展、其成果的出现及其充分利用，都与人文学科的深度发展相伴相随；加强问题提炼、材料阅读与辨析的训练，仍然是学人不容忽视的基础与责任。

    (《中国文化》2021年春季号 邓小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