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客观而论，毛泽东既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较早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许多问题者。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曾到天津找河北省保定地区的一些县委书记谈话，了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事后他还让中共河北省委组织调查组对徐水县进行了调查，并听取了中共河北省委对调查情况的汇报。他通过调查了解，发现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脑子中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认为有必要让各级干部冷静下来，由此开始了纠“左”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共产风”受到了一定的遏制，一些过高的指标被降了下来，“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左”的错误得到了初步的纠正，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
但是，在对庐山会议前的纠“左”工作应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应看到当时对“左”倾错误的纠正其实相当有限，尤其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的问题。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是充分肯定的，认为这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了不起的创造，问题主要是基层干部在贯彻执行这“三面红旗”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如有的指标提得过高，刮了一阵“共产风”，过早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等等。只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取得新的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就可以巩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优越性就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还应该看到，“大跃进”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1956年的反冒进，本是得到了中央领导层多数人赞成，可以说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决策，但由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有保留意见，到反右派斗争快结束的时候，他认为反冒进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挫伤了干部群众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于是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一再对反冒进进行批评，而原本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只得再三作检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实际上是对中央集体决策的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一些正确的意见很难反映到中央并被采纳。因此，当时纠“左”的程度取决于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认知态度，当毛泽东认为应当纠“左”的时候，于是全党上下进行纠“左”，而毛泽东认为应当“反右倾”的时候，于是全党又紧跟他开展“反右倾”。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主题的转换起因于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彭德怀的信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封三千字的长信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认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二是谈及“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表示，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还说彭在信中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是反中央、攻击中央。
毛泽东之所以对彭德怀信中的“有失有得”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超越了他所能接受的程度。
庐山会议的主题原本是纠“左”，可是，由于彭德怀的这封信却导致会议主题转变为“反右倾”，并在随后启动新一轮的“大跃进”，造成了比上一轮“大跃进”更严重的后果，于是有人假设，如果彭德怀不写这封信，会议的结局也许是另一种情形。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实际上，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很有限，而且纠“左”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大跃进”。因此，即使没有发生彭德怀上书的事件，庐山会议也不可能对已经发生的“左”倾错误从根本上加以纠正。
（连载二十八）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