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尼采口中那个不合时宜的人

    2021年是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马勒逝世110周年。在周年庆这件事上，评论家莱布雷希特的一句话百试不爽：“马勒比起任何一位作曲家都要声势浩大，他所拥有的继承者与拥趸者代代相承，规模之庞大、影响之深远怕是其他作曲家难以企及的。”

    马勒复兴可上溯至20世纪60年代。彼时反主流、强调平等与个体价值的文化思潮为马勒的强势复出提供了温厚的土壤：大众的音乐品味正在悄然改变。1967年9月，《高保真》杂志的封面醒目地打着一句标语——“马勒：他的时代已经到来！”同一时期诞生的还有今天依然被视作权威的传记——亨利-路易·德·拉·格朗日的《马勒》，他在传记前言称“马勒是一个神话。马勒是尘世间瞬间显灵的人物。读此书将被施予魔法，令人成为马勒”。

    生前遭受冷遇，是有关马勒神话中被用得最滥的一个。身为指挥的马勒在当时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声名显赫，或许，马勒的委屈更多是渴望成为一个为人所接纳的“作曲家”而不得。“只要我还在世，作为作曲家的我就不会得到承认，”1906年他对一位批评家说，“只要我的身影仍然在你们中间，仍然是那个‘马勒’，仍然是一个‘人中之人’，作为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我就必须满足于‘不过是凡人而已’的评价。只有到摆脱尘世羁绊以后，我才有可能受到公正对待。我就是尼采所说的那个‘不合时宜的’人。真正‘合时宜的人’是理查·施特劳斯。”在给妻子阿尔玛的信中，马勒借用施洗约翰预言基督耶稣即将到来的比喻来讲述他与施特劳斯的不同：“等到人们看到麦粒与麦糠分开来的时候，那个时刻就要到了——他的时代成为过去，我的时代就会到来。”这最后一句话后来被简化为“我的时代终将来临”，被他人取用为信仰的符号，时常被拿来引用。

    马勒的脑子里始终有个古怪的标准，认为一切伟大的创作都不可能在当时、当下为公众所理解、喜爱，他显然坚信天才与大众之爱不能相融。因此若有哪日他的作品太过受欢迎，马勒便要惴惴不安起来。当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大获成功时，马勒深感困惑。他认为《莎乐美》是重要的、有胆略的作品，但他无法接受公众即刻表现出的狂热之爱。某日，诗人、小说家彼特·鲁塞格尔与马勒乘坐同一节车厢，聊起这个话题，鲁塞格尔回应称民众之声就是上帝之音。马勒反问道：“这里的人语是指当前的民众之声，还是指时间长河中的民众之声？”比起拥有自己的时刻，他更想成为时代的马勒。

    马勒吸收了德国音乐中所有的基本元素，并把它们发挥到了极致。他把休止符转为令人颤栗的寂静；使弱拍成为火山喷发的前奏；把换气停顿变成惊恐的屏息和可怖的悬停；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声音和声响，把重音变成万钧之力；渐慢被拉伸到近乎静止，渐快犹如龙卷风一般；音乐的力度经过精炼和夸张而达到神经质的敏感。马勒的进行曲就像心脏病发作，他的合唱好似基督徒一般陷入迷狂。传统的四小节乐句被切割得见棱见角；最传统的终止式和弦，俨然是从痛苦中得到解脱的时刻。

    生命临近终结之际，马勒终于在《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迎来了期盼中的逆转。这是马勒生命中最后一曲众赞歌，祈祷在这个一切即将分崩离析的世纪里重建生命、调性与信仰。乐章的最后一页，马勒写下了史上最接近死亡体验的音符，这里的“死亡书写”包含太多层次：首先是自己生命的终结；其次是调性的死亡，对马勒而言也就意味着所熟悉和热爱的音乐本身的死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勒预见了社会之死，更确切地说是某种文化信仰的终结。这一段慢到令人发指，马勒在乐谱上标注了“极慢板”，仿佛被施了定身术，每一缕声音都分崩离析。千丝万缕的声音让我们与生命相通，纵使我们奋力抓住，但它们还是从指缝里消失。

    （《文汇报》5.12 庄加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