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史诗的文化精神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自混沌初开、乾坤始基，到生命源起、万物生长，至人类诞生，果腹温体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考验。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取食，如何实现取食的可持续性，成为早期人类的生存挑战。南方史诗中，多有违反某种禁忌遭致天神发怒，并洪水灭世的叙述，诸如元人类时代，因饕餮盛宴，浪费粮食，人类遭到天神惩罚，唯有懂得珍惜感恩的人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

    事实上，以采集狩猎为生的先民，取食艰辛繁复，长期供不应求，直至农耕与畜牧的创造，方才实现了自主扩大种植和养殖数量的愿景，农耕畜牧因此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人民吃饱穿暖便可“安身”，反之则必“失本”，在人人皆可安身的社会里，生存权利与尊严维护才可得到满足。

    通天文而晓历法，知时节而勤劳作。农耕效能对天文历法的依赖远胜于狩猎采集，因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民族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创造了地域内的族群历法，并在史诗中反复强调必须勤劳耕作。诸如哈尼族《伙及拉及》诵唱四季都要劳动生产，“勤劳的人，冬天是备耕的好时节；不要怕冷风像针戳，不要怕冰水裂开手脚，上山砍荞地，下地开梯田”。傈僳族《创世纪》诵唱，“不干活的不得吃，不劳动的没酒喝”。

    南方史诗强调“道德感动”的同时，亦重视硬性规范。孔子的“心安”之为仁的理念，将儒家最高德性与心灵感觉联系起来，孟子的“四端”之说则更突出地反映了将人的道德情感作为道德的发源起端。表面上看，似乎情与理相反，其实，它们都弥漫着思想的活动，蕴藏着理智的成分。情与理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一方面，情要向自觉化、理性化靠拢；另一方面，理又必须依靠情转化成力量，离开情，则理必将陷于空疏枯燥，永不会成为现实的力量。教化不只是逻辑推论，还是情绪状态，也就是说道德教化是一个非逻辑、非对象化的过程，是感应、感染和传递的过程。教化过程，牵涉到自我和他者之间、我与你之间的对应性的或对话性的行为交往过程。此外，教化还具有“亲身性”的体验。

    南方史诗享有相同母题极为常见，天下一家的观念也普遍存在，诸如黄帝、蚩尤等中华远祖的事迹在各民族中多有流传，他们也被普遍认为是华夏共祖。事实上，南方史诗唱诵内容与民族发展密切相关，承载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历史演进中世代积淀的文化现象，个体的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共同构建民族的整体意识形态，是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作为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的内驱力，在社会秩序的演化中承担着重要作用。诸如在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的抉择上，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强调集体主义，主张奉献精神，建构出稳定的文化体系和道德规范，也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重视血缘、地缘和业缘的有机统一，强调个体成员肩负的责任和义务，鼓励个体成员在集体中的相互支持和依赖，群体中众人有强烈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4.27 刘洋 肖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