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微观

    天津开埠对直隶经济的影响

    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空前巨大。不过，在一定时间内，其影响上的地域不平衡性明显存在。地处北方，与当时通商口岸相距较远的直隶，所受影响远不如东南沿海那样直接而密切，此期直隶的经济可谓在一定新的变化之下而仍基本维持传统。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进而攫得一系列侵华权益，包括在北方地区开设三口（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直隶天津）通商。在三口中，天津地处中间，居于渤海内缘，近为京师门户，地理位置重要，同时又具有口岸拓展的优势条件，所以发展尤为迅速，成为北方贸易的中心大埠。有资料显示，在开埠之初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各类棉布的输入量（包括由南方口岸转口而来的）就达150多万匹。及至同治九年（1870年）由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旋即受命兼任北洋大臣（原“三口通商大臣”），且由此形成“两职一体”的定例，不但扩大和增加了直隶总督职权，而且也给其经济运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如果说，晚清直隶总督之中，在天津开埠前二十年间尚未见有典型的经济能员，那么，到天津开埠特别是“两职一体”之后，便出现了这方面的官员。这绝非偶然，应该说是客观情势、职任条件、个人能力统一的结果。

    （原题：《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

    （《光明日报》3.15 董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