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人的书房

    民国时期一些名家书房各具情态。如林语堂的书房“铺着寸把厚的地毯，家具富丽堂皇，书架上则是洋装书和线装书并存”。富三代兼官三代邵洵美则有“楼上书房，楼下书房及三层楼书房”，并且尽显奢华，书架与书桌是专门请朋友设计的，“墙上装饰着新近从庞贝城挖掘来的女诗人莎茀的半身雕像，价值五千美金；又如英国诗人史温朋的手稿，是在伦敦花两万英镑买来的”。

    而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名世的朱生豪，其“书房”的逼仄令人叹惋。他的房间里“可以放两张小床和一张书桌，当然还得留一点走路的空隙”，在这样的斗室里，他的书“一部分线装的包起来塞在床底下，一部分放在藤篮里，其余的堆在桌子上，一只箱子在床底下，几件小行李放在床的横头。书桌临床面墙，床在它对面”。这样的书房却不妨碍他翻译莎翁的那些伟大作品。

    不仅条件简陋的读书人总是将图书、杂志等日常所需物品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即便是拥有奢华书房的邵洵美也复如此，“他生活随意，书又太多，所以弄得书架里放不下，便放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便堆在椅子里；椅子里放不下，便叠在地上。他从不整理他的书籍，买到了新书就随便放，看过又随便丢；假使为了写一篇文章，需要参考时，每每费半个、一个钟头去寻觅”。

    书房作为读书人的私人领地，可以随心所欲地铺排和布局，而正是在这一片无拘无束的天地里，思想正可以上天入地古今中外，不受任何羁绊地自由遨游，也才能产出传世的精品佳作。只有不设框架的思考，才能产出思想的精品，也才可能产生不世出的大师。

    （《北京青年报》4.10 马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