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焦虑“谁应该是文化外译主体”

    有学者主张国外汉学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外译主体，而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应作为外译主体。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性，说到底关系一个话语权的问题。 

    那么，汉学家自行迻译中华古文献，是否会完全排除掉中国因素的影响，而在非中国的“话语真空”中进行呢？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将汉学家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汉学家可以读懂古汉语，直接以古汉语文本为底本开展翻译；第二种类型的汉学家不通古汉语，必须要借助于白话文的译文而开展外译。在第二种情况下，古文献显然已经经过了中国学者的现代理解与删减处理，体现着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注入的话语因子。 

    而第一种情况下的外译，似乎争议更大一些。翻译主体是通晓古汉语的汉学家，他们对于中国古典文献与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与个人的独到理解，往往会在翻译中发挥更大的主体性，给中国学者造成某些译文“失真”的印象。

    事实上，大可不必如此紧张。原因在于中华古文献中隐含着与汉学家“潜对话的他者”。正如美国汉学家蔡九迪所言：“中国古代的批评话语不单纯是阐释性的，还是互动式的。由此形成一种滚雪球效应：一部书籍或者手稿在流传中，读者会在书页上，甚至是各行间记下各样的反应。新的读者会将先前读者的评论视为书中的一部分而加以评论。以如此方式，文本成为了作者与读者乃至各个时代不同读者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场。”身为汉学家的蔡九迪本人也坦言，无视这一有机的阐释进程，在阅读中将评论从文本中剔除，这对于后代读者而言是极为困难的。可以说，即便是现代中文读者，无论有着多高的古汉语阅读水平，终究不可能在没有附带评注的“裸文本”基础上而开展翻译工作，遑论母语是非中文的汉学家？

    （《社会科学报》4.1 何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