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郭若愚先生交往记事

    有缘与郭若愚先生相识，是三生有幸，但我最大的愧疚，也由此而生。

    我先生张积玉与郭先生结识在先。1982年，研究现代文学的积玉撰写了论文《郭沫若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初步探讨》，受邀参加在四川成都召开的“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郭若愚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师从郭沫若学习甲骨文，理所当然也被邀参会。会议期间，郭先生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会后，积玉与郭先生及新老朋友们一起参观乐山沙湾郭沫若故居，并游览乐山大佛。此次交往，两人从相逢变为相知，之后常有通信，结为忘年之交。

    1983年11月24日，郭若愚先生从上海到西安参加“古文字学学术讨论会暨陕西省语言学学会第四次年会”。我第一次见到郭先生：身材高大，举止儒雅，极有学者的风度气质。次日，我们陪郭先生去碑林。郭先生边看边讲解，对每块石碑的书法特点、历史地位，都娓娓道来。更让我惊叹不已的是，他对碑帖拓片的版本竟然也深有研究。我在学习图书馆学专业时，对古籍版本学稍有涉猎，深知雕板印刷与木活字印刷古籍的版本辨识已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但是，古籍还有封面、书口、版权页、字体、墨色、纸张等可供参考，真不知更为复杂艰深的金石拓片的版本，郭先生是如何辨认的。在一块石碑前，郭先生手指着“因”字，让我们看，指出碑上有几处“因”字已模糊，凡拓片上“因”字清楚的就叫“因字帖”，是很珍贵的拓本。又指着某一石碑的裂缝说明断裂痕迹在宋代、明清的变化，以及各个时期拓片的不同名字，云云。

    郭先生既是古文字专家，又研究古代器物，在书法、绘画、篆刻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我问他:“篆刻好学吗？”他马上极有兴致地引导我，学篆刻主要是实践，是怎样磨刀子，称其当年拜师学篆刻时，花了一百大洋，主要就是学磨刀子。郭先生还说很愿意教我，要看看我的刻刀。其实，我只是触景生情，随意一说，谁知他老人家竟如此认真。次日，我带了刻刀石料、宣纸笔墨，到宾馆找郭先生。他铺开一张宣纸，在上面钤了些印送给我，其中有几枚是战国印和秦印，都是十分珍贵的古印。纸上还有空白，他又欣然在空白处画了梅花，并题“钜春同志潜心学习篆刻，必有成就，写此为贺”。我愣神之际，又听他说：“篆刻很简单，就是把要的留下，不要的去掉！”即使郭先生如此悉心指导，我却因杂事半途而废，内心愧疚不已。

    在与郭先生交往的30年里，我曾多次猜测郭先生的家世和成长环境：他一定是在富足优裕的大家族中成长，从小受到精心培养，一切顺遂，所以才能如此温和儒雅、博学多识，才能在书法、绘画、篆刻、甲骨文多个领域都受到名师指点。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郭先生1921年出生于一个多子女的贫困农村家庭，6岁时过继到郭家，青少年时代的平静生活其实只有短短几年。

    1939年秋，阮性山先生的外甥钱棪沪上求学，借居在郭先生家。他见郭先生喜欢写字画画，便介绍郭先生拜阮师学画。阮性山先生（1891-1974）是浙江杭州人，画梅出神入化。他持续通信指导郭先生，介绍赏梅之地，特别推介“中山公园二门内有三四树，均近百年物，老干斜出，横枝垂地，尽态极妍，真堪入画”，又介绍学画的书籍《芥子园画谱》《张子祥课徒画稿》等。郭先生自己也因爱梅而画梅，因画梅而更欣赏梅，又深受激励战胜疾病，从而与梅花结下不解之缘，日后他买到明末清初墨梅名家金俊明的《墨梅图》，遂给书斋取名“金梅花室”。

    在拜师学艺的同时，郭先生取得了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文凭和文学学士学位，开始职业教师生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与之联系，他应邀参加了上海市教育协会，后积极投入“抢救废铜废纸中的文物”工作，又在筹办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等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为上海地区的文保事业奉献了才华与心血。

    （《文汇报》4.12 王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