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吕顺芳的烦恼

    2021年1月23日，法院判决书公布后，吕顺芳一直念叨：“自己寻亲事业的路断了。”这是这名71岁老人最近的一桩烦心事：一宗“1元索赔官司”，一起状告当地红十字会的名誉侵权案，一次措手不及的败诉。

    但与烦恼相比，外界知晓的更多是她耀眼的光环：全国首届道德模范提名、江苏省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候选人物……她登上过太多次领奖台，在舆论眼中，她即是“好人”典型。

    这源于她21年来执著的“寻亲事业”。这项事业深刻着国家历史烙印，吕顺芳的一次次寻亲，如同穿越时空，在烫平一道道历史褶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江南地区出现饥荒，许多孩子被遗弃。上海福利机构人满为患，引起国家重视。一列列火车将“江南弃儿”送至山东、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甚至新疆等地抚养。

    新世纪以来，这些家庭的父母或子女，北上、南下，一趟趟寻回被历史洪流冲散的亲人。吕顺芳就是其中一员。

    61年前，吕顺芳还曾有过一个小妹妹吕雅芳。1960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正月一天夜里，吕雅芳被母亲送到上海一家“看起来像政府部门”的单位大门口。当时妹妹26个月，牙牙学语，却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无法站立走路。

    母亲给小女儿买了一块烧饼。小女儿边吃，母亲边说，你在这吃，我再去给你买一块。这是最后的离别。离开后，母亲来到上海亲戚家。第二天母亲后悔了，再去寻，已无踪影。

    这是那场弃儿潮的缩影。仅无锡孤儿院现存档案显示，最严重的1960年，收养弃儿超过七千名。

    1985年，吕顺芳开始留心妹妹的踪迹，但直到2003年母亲弥留之际，依然杳无音信。在床前，她向母亲承诺：“妈妈，你还在想妹妹吧，你把眼睛合上吧，我一定帮你把她找回来。”

    母亲的眼睛至此再也没有睁开。

    寻找妹妹的日子里，吕顺芳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寻亲者。大多数人没有头绪，吕顺芳脑子活络、爱张罗，慢慢成了牵头人。2000年5月，她开始把寻亲者组织起来，举办了第一场寻亲会。

    这是“寻亲驿站”的雏形。之后，吕顺芳学习十多种方言，开通“吕大姐寻亲网”和数个寻亲QQ群，还与基因鉴定公司合作，建立“寻亲基因库”。

    早年这类民间公益活动并未纳入民政部门管理范畴，吕顺芳的寻亲活动也未形成一套规范运作。媒体宣传和“好人”名誉背书，成了她为数不多的依赖路径。在她看来，自己能为记者们提供素材，媒体与她合作，属于“各取所需”。

    同时，吕顺芳也谈到，举办“寻亲会”时每次都生气：寻亲者随处走动、没有带上寻亲资料、没有将张贴寻亲资料的胶带从墙上撕下来、志愿者不能维护好现场秩序……“他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对此，江阴志愿者李勇国说：“很不好相处，她的控制欲太强了。”

    与宜兴市红十字会闹上法庭，是吕顺芳第一次尝试与慈善机构合作、吸收外界捐款的意外结果。但因为合作误会，吕顺芳向法院提交诉讼，结果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书称：宜兴红会并未贬损吕顺芳的人格，未使社会公众对吕顺芳的社会评价降低，即未造成吕顺芳名誉被损害的事实。且事后已更正重发通知，因此吕顺芳的主张不成立。吕顺芳认为，自己的请求被驳回，是法院对她工作的否认，也是对她寻亲工作可信度的伤害。

    如今，吕顺芳独居，生活俭朴，不沾荤腥。她将电脑桌当作工作台，身后堆满了二十多年积攒的寻亲资料。她已将过去与领导握手的照片放在了阁楼上，又把多年来获得的奖杯和证书锁在柜子里。她说奖励只属于过去：“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怕人知，必是大恶。”

    （《南方周末》4.8 汪徐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