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具有“后发外生型”的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依附或嫁接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西方经验的生搬硬套。
特别是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剧烈变革,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西方不同模式的嫁接“实验”,先是学习日本,后是借鉴欧美,而后又全盘学习苏联。改革开放后,又转向借鉴欧美。这些“实验”一方面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学学术体系的重要来源,但也对高等教育学学术体系构建提出了挑战,即如何批判性地继承、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然而,由于认识的局限性,高等教育学有时并不能很好地回应这些问题。例如,美国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曾一度被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重要依据,但事实上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是基于人口基数相对小的不同国家形成的理论,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口基数大的国家,将这一理论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指导理论,显然有较大的局限性。类似理论被误用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民办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市场化理论、学分制改革等。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用,原因在于把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放在两个平行的时间段进行对比,忽视了中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从表面上看,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教条主义”,但就本质而言,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术体系发展的不成熟。
(原题:《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体系的特殊性》)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邬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