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中国哲学的起源与地域特点作鸟瞰式勾勒,可以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于对周文疲敝的不同应对之道。
儒家主张对周文进行损益,奠定了温和政治和士大夫精神修养的基础,并确定了中华文化的经典系统。墨家用俭约、功用来反对靡费、虚文,用大众趣味反对精英文化。道家摒弃了周文的礼乐教化,建立了以道法自然为最高原理,守柔谦下为行为准则的哲学,并在避世隐遁中保持批判精神。法家以法律、权势和御臣术为基点,批评儒墨,推崇功利,扭转了周文的思想指向。
从地域特点说,孔子以鲁地的礼乐传统和东夷的仁爱精神结合,建立了仁礼互相依持并敬畏天命的儒家系统。道家融合楚地巫觋传统和诗经中的浪漫风格,形成喜言天道,富于想象,厌弃礼乐,不事虚文的特色。墨家重视鬼神的传统是商代“先鬼而后礼”文化的遗留。齐晋较早应和了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因而较早致力于制度改革,及北方剽悍易于法制化管理的习性,所以法家思想最强。
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在后世经学、佛教、道教、宋明理学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的早期,因交通所限,迁徙不易,学术传承全靠书院教育,师徒授受,传播不甚广远,又因宗族制度的牵绊,受地域影响尤深。中国长期的南北政权对峙,特别是晋人南渡、宋人南渡对南北方文化交融影响极大。而分裂之后的统一,又是各种地域文化减弱其特色,形成更广大、统一的文化的契机。中国哲学因为有了不同的地域文化,才显得这样风格各异,气象万千;而其一多、分合之际,正是哲学家发舒思考、展开论说的切入点。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张学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