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蜜

    ■林青霞

    1979年年底，我离开电影圈，在美国待了一年半。1982年回港，电影的大环境改变了，许多新锐导演出现，徐克是其中最亮眼的一位，他找我拍戏。我们约在香港九龙北京道巷子里一间叫Palm的地下餐厅见面，餐厅门打开，迎面而来的是一对非常特殊的男女，女的头发比男的短，服装新潮，男的山羊胡，艺术家气质，是施南生和徐克。他们轻松地喝酒聊天，噼里啪啦地讲英语，我仿佛见到不同世界的人。

    施南生不算是美女，但是她的出现总会让人眼前一亮，光芒盖过周边的大明星大美女。某次日本影展，美术指导张叔平和导演王家卫的太太正在吃早餐，施南生推门进来，戴一副黑色太阳眼镜，一身新潮打扮有型有格，径自走到一张桌旁坐下，悠然地拿起一支烟点上，两只手指夹着烟，手肘支在餐桌上，微微地扬起下巴，刹那间张大师和大导演太太都感觉自己好渺小。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1985年我拍徐克的《刀马旦》，按照计划是拍完后，就跟南生去伦敦为周凯旋的戏院剪彩，然后直接去美国。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快，去伦敦剪完彩还要回香港再拍几天戏。听到这个消息我已经老大不高兴了，没想到去伦敦坐的是经济舱，在飞机上睡觉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小孩打了一下头，到达酒店又发现化妆箱被偷了，样样事都不顺心。第二天早上，见到南生在游泳池边悠哉游哉地吃早餐，我就跟她抱怨，结果没说几句她就哭了起来。老兄，我气都还没出够，她一个女强人怎么说哭就哭了，倒像是我欺负了她似的。她倒也好，哭完了，眼泪一擦就陪我大街小巷地逛，又买了一个新的Louis Vuitton化妆箱送给我。三十五年了，化妆箱到现在还保留着。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是她跟徐克的结婚周年纪念日，他们一个在香港，一个在英国，因为第一次没有一起庆祝而暗自神伤。自此以后，我们开始互相体谅对方。

    我跟施南生结的是善缘，因为拍摄她的“东方不败”，之后我在香港接拍了许多武侠刀剑片，因而认识我的丈夫，在香港安了家。我和Michael结婚是施南生和徐克签字证婚的，记得那天她穿了件粉红色旗袍，是那种最传统的款式。表面上她是一个现代先锋女性，骨子里却是非常传统，那天她像母亲一样，坐在我床边殷殷交代：一，要我把英文搞好，她说因为Michael是企业家，需要用英文的机会很多；二，要我把电脑学好，将来跟孩子容易沟通。

    南生不喜用“闺蜜”二字形容友情，我也不喜欢“闺蜜”这个新词汇，但是我跟她旅行经常睡一张床，大被同眠，半夜三更聊起各自的初恋情人，大笑声在空气中荡漾。她是做事的人，不会在电话上聊天，也被我训练得一聊就是半个至一个钟头，这样的友情也只有“闺蜜”二字可以形容了。施南生把我的女儿们当成自己的儿女在爱，女儿们也当她是第二个母亲。她想到自己十六岁时去了一趟非洲，令她眼界大开，因而影响了她的一生。在我大女儿爱林十五岁、小女儿言爱十岁那年，特别为她们安排了一趟南非之旅。旅途中有一天爱林若有所感地问我：“妈妈，南生阿姨会不会很寂寞？如果阿姨有需要，我愿意亲身照顾她。”言爱在母亲节会多送一份礼物给她，并附上一封文情并茂的卡片，那封信比写给我的亲多了，南生看了感动得流泪，珍而重之地收藏着。女儿们知道我在写南生，言爱说：“你一定要把她的优雅写出来。”爱林说：“希望你把她的漂亮和她内心的爱写出来。”

    喜欢一个朋友容易，尊敬一个好朋友并不多见，我对南生是超越了尊敬。尤其是听到她说，她已签了同意书，决定身后把器官捐献出来做医学研究，其后化做春泥滋养花树的成长。她把她的爱献给了徐克，把她的聪明才智献给了电影事业和社会大众，未来还会毫不吝啬把她的身体献给宇宙大地。

    （《镜前镜后》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出版）